政治力量对科幻小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科幻作品常常反映和探讨政治体制、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对未来世界的影响。例如，一些作品描绘了极权主义社会的极端发展，而另一些则探讨了民主制度下的科技发展。同时，政治力量也影响着科幻作家的创作和出版环境，塑造了他们的创作主题和风格。此外，宇宙的描绘也受到政治力量的影响，不仅仅是科技巨头之间的竞争，还包括政治集团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因此，科幻小说的创作和宇宙描绘是政治力量和意识形态的产物，展现了宇宙不仅是科技巨头中产阶级化的一部分，更是政治力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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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科幻小说家莱姆逝世，之后人们对于他的作品关注就逐渐减弱了。由于冷战的影响，60——70年代巅峰状态的他对美国观众的影响不那么大，但西奥多·斯特金仍说：莱姆一度是“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科幻小说作家”。
在其他作家眼里，莱姆在科幻小说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年来，他似乎是因其小说《索拉里斯星》而再度火热，因为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1972年的电影和史蒂文·索德伯格2002年的电影均将其作为背景材料。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不幸的。在20世纪后半叶，他在科幻小说亚流派之间灵活跨越，并且偶尔涉足其他领域。虽然他拥有全球4500万本书的销量，但莱姆拒绝进入亚流派逐渐壮大的的当代市场，这显然是不同寻常的。
Stanislaw Lem，1977 | 图源：Getty Images
同时，莱姆也是一名道德学家、设计家和业余科学家（一名接受过医生职业训练的青少年发明家）。他成功完成了一部涉及当代科学、医学和哲学发展的硬科幻小说，没有刻意迎合读者的喜好，也没有专业领域的说服力。
好消息是，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计划复兴莱姆的作品。他们近期重新出版了他的六部大作，顺理成章地让莱姆与读者再次见面，这也正好赶上他百年诞辰。
在莱姆的大部分职业生涯中，肆虐的冷战塑造了他的作品。科幻百科全书说：“在两个利维坦之间，莱姆融合了光明的人文主义希望和辛酸痛苦的历史警告。”
柏林墙倒塌后的29年和此后的各种危机使我们淡忘了莱姆当时的创作背景——两个超级大国利用宣传、乌托邦幻想和惊人的国家权力争夺霸权。
宇宙不仅仅是被科技巨头中产阶级化的产物
美国战后科幻小说成为正式流派，得为太空竞赛、军工综合体和互相毁灭性的竞赛道歉。这一流派将广阔的宇宙作为一张画布，呈现了雄伟的功绩和经济的原材料。
而莱姆的国家波兰无法分享由国家资助的太空探索的荣耀，因此无法对致力于新殖民主义宣传的太空探索负责。虽然在铁幕的另一端，莱姆作品的出版经常会出现漏洞，但他远离美国和苏联的权力中心，这使他能够用科幻小说来批判他们的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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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莱姆并不是一个修正主义者，他并没有否定黄金时代关于宇宙探索的观点，而是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具有重要文明意义的探索。
在当代科幻小说和整个美国文化中，这一幻想几乎已不复存在。只要存在，它就已经被亿万富翁兼冒险家们所接受。例如，埃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对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喜爱就有充分体现。
在气候变化、巨大的经济不平等和民族主义抬头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为了知识而探索宇宙，充其量只是怀旧。
面对这种冷嘲热讽，莱姆的作品纠正了这样一种观念：宇宙仅仅是被科技巨头中产阶级化的产物。在他众多的小说中，《索拉里斯星》可能是最著名的，莱姆扩展了宇宙的视野，认为宇宙是非常不人道的，但仍然能够让那些屈服于宇宙的人获得超越。
我们试图去了解宇宙，总会遇到挫折，更不用说赚钱了。但我们的观察和仔细研究，或许会让我们瞥见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
人类在宇宙面前所感受到的绝望的神秘，是莱姆一再回归的主题。有时，它几乎就像是宗教的狂喜。《索拉里斯星》的最后一句话仍然是迄今为止最可怕的：“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坚信残酷奇迹的时代还没有过去。”
尽管读者在莱姆逝世后的里发生了变化，但人们仍可以从他颠覆性的天赋里学到很多东西。
1964年的《无敌》一开始可能会被误认为是黄金时代的“清嗓子”之作，其名义上的宇宙飞船正在对雷吉斯三世那颗光秃秃的、沉闷的星球执行救援任务。
小说关注的是飞船和它各种自动装置对人类货物的控制，这其中不乏莱姆的影子。这是一个无机生物进化的故事，撇开主人公和观众不谈，它反省在广阔的、无人问津的宇宙中人类的脆弱和渺小。
另外，《无敌》里有很多专家，都是莱姆最喜欢的角色。莱姆这一代(以及上一代)的科幻作家常常把他们的科学家描绘成无所不知的原始人，通过渴望战争的将军、贪财的政客和拥有聪明头脑的特定女性来揭示真相。
莱姆经常会让他的科学家们进行滑稽的争论，以显示他们对自身重要性的信心，从而颠覆这种陈腐的比喻。直到无敌的科学家们齐心协力，才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但没有一个被真正证明过。当他们终于闭嘴时，莱姆笔下的科学家们做的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
《高堡》(1966)并不是科幻小说，而是莱姆在两次世界大战间的回忆录，反映了他少年时期的点点滴滴。就像所有优秀的回忆录一样，这本书也以承认失败开头:“……我为那个小男孩建了一座坟墓，把他放在里面，就好像我在写一个虚构的人，一个从未生活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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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姆并没有像弗拉德米尔·纳博科夫或斯特凡·茨威格那样，想要在这里重建一个消失的世界：“我只是在写曾经的我……我必须牢牢驾驭我作为科幻作家的创作能力，将细节组合成连贯的整体。”他不仅谈到“世界构建”的趋势，而且在写一个“以某种方式实现终结”的故事。
这可能与年少时曾经遭受的痛苦有关，《高堡》这部作品一次又一次回归到他作为喉科医生的父亲身上，莱姆从他身上习得了大量的医学知识。莱姆没有提到他是犹太人，也没有提到他大部分家人被纳粹杀害。他儿时许多伙伴的死亡在作品中都一带而过。
《变形医院》 (1955)，这是一部早期现实主义小说，至少从时间上，它弥补了《高堡》的空白，尽管这绝不是莱姆生命的延续。
一位年轻的波兰医生最终找到了以精神病院的形式存在的纳粹政权根据地。如果你对纳粹对待精神病患者的方式有所了解，你就会明白我们正在走向怎样的悲剧。
医生斯特凡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他偶尔会被欲望冲昏头脑，想要展开一场震撼世界的争论”。他在臭名昭著的诗人塞库洛夫斯基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影子，假扮成一个病人以躲避纳粹的审查。塞库洛夫斯基自诩为形而上学者和柏拉图式对话的建构者。
当被问及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纳粹时，诗人的回答是，“吹笛子，收集蝴蝶”。当灭绝机器终于启动，塞库洛夫斯基的反应与哲学相差甚远——暴露了他的智力和道德欺诈。
这里莱姆明显表达了对政治上犬儒主义的愤恨，这可能与苏联审查员长达27年的印刷禁令有关。莱姆后来的道德剧都是以科幻小说的形式出现的。
《归来》是一部怒气十足的太空冒险作品
《星际归来》(1966)的标题已经暗示莱姆正在与经典科幻故事进行对话。在这个故事中，他试图让一名宇航员重返地球。宇航员哈尔·布雷格离开地球的时间只有，但由于深空旅行的时间安排问题，他已经离开地球127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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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乔·霍尔德曼《永远的战争》一书(1974)中一样，这里也以时间的混乱暗喻社会对人类的影响。更具体地说，霍尔德曼是在写从越南归来的美国士兵。在《星际归来》中，地球上的每个人都被剥夺了权利，所有的暴力冲动都被消除。世界因此变得更安全、更温和。而莱姆正在悄悄地攻击苏联承诺的乌托邦、美国的消费主义和富裕的郊区生活方式。
然而，西蒙英斯渐渐发现，《星际归来》更关注男性的愤怒。当布雷格对他回到的社会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变得更加暴力、更具侵略性，直到最后，他犯下了强奸罪。
阅读直到大约三分之一处，读者才意识到叙述者所探险的星球远比想象中更严酷。在他的航程中，贫困、孤独和死亡率令人震惊。
如果说《无敌》在遵循传统的黄金时代叙事的同时悄无声息地颠覆了它的意识形态，那么《星际归来》则是一部怒气十足的太空冒险作品。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世间美好中，星星却能抚慰布雷格:“当我抬起头时，我只看到一片黑色的虚空。然而，奇怪的是，在那一刻，它的虚无缥缈给了我勇气。”唯一没有改变的还是布雷格回归的空虚。
伊丽莎白·贝尔的《太空旅行者回忆录：对伊琼·蒂奇（1971）的追忆》对莱姆的阴暗面进行了总结。就像海因莱因、阿西莫夫、斯蒂芬森一样，这位科幻作家表现出了一些有问题的政治倾向。
他的作品“偶尔会表现出对女性的厌恶，但却不得不承认女性的存在。经常带有种族主义色彩，且充斥着极度厌世的斯威夫特式的寓言”。
蒂奇是一个著名的太空探索者，与莱姆笔下的人物大相径庭，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不会探索太空。相反，他遇到了一系列名誉扫地的疯狂科学家，他们都致力于疯狂的发明，他们相信这些发明将会改变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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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寓言故事，既涉及形而上学，又涉及科学，但被廉价的花言巧语所破坏。“怪人控制论”这个词会让你大笑，还是愤怒？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寓言故事简单通俗，才使得莱姆的缺陷格外突出。
麻省理工学院系列作品《其主之声》（1967）的真正代表作其实是臭名昭著的数学家彼得·霍加斯的手稿，而这在他去世后才被发现。这部小说预示了后来的两部作品《完美的真空》 (1971)和《想象的力量 (1973)。其中，莱姆创造性地将故事和人物几乎融为一体。但在1967年，莱姆仅仅是在小说某一领域有所造诣。
声音说明一切。我们的叙述者谦卑地以自我憎恨的方式开场：“我认为我是一个懦弱、恶意和骄傲的人。”小时候，他“就在心里把星星打得粉碎，以惩罚它们对我的冷漠”。作为一名数学家，他摒弃头衔，回归自己的研究，只是为了向同行的数学家证明，他们的成就是多么可笑的错误。
霍加斯是一个完美的研究员，他被招募到一个美国项目中，破译来自星球的信息。在经历了一年的挫折后，霍加斯被招募入伍，他对于同伴们的成就毫不关心，从1和0出发开始解密。现在，如何破译外星信息就像是对Reddit线程的总结。
当霍加斯最终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早期成果时，他把这些发现比作钢琴演奏者试图读取“一盘真正属于数字机器的磁带”。
当出现这样的情况时，即使是误读，这些代码也将很快提供一种可怕的力量武器，科学家们将从胡乱编写的专家变成临时的伦理学家。霍加斯尖酸刻薄地说，“如果科学家什么都不负责，他可以同意任何事情。”
冷战时期的道德决战永远不会结束。外星人的信息是如此的人性化，以至于连科技社会的死亡都无法通过它来实现。
霍加斯的早期假设是，“信的内容部分是为了给某类不受欢迎的收件人提供剃刀，这样他就可以割断自己的喉咙”，即神人同形同性论。
没有解决办法，只有相互矛盾的理论。从政治人物到自我吹捧的专家，再到傲慢的人类，书中提出了质问，其中不乏令人愉悦的尖刻言辞。“我从来没能征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霍加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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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说，当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于太空的探索热情骤减，我们这才发现政治力量对于探索宇宙来说是怎样一种推动力。而今，我们再次发现，在星空下，我们如此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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