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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我应聘一份互联网的工作，进入到第三轮面试时，面试官向我提出了一个令我措手不及的问题：“你为什么从来不发朋友圈？”惊讶之下，我停顿了几秒，凭借本能快速给出了一个最朴实的回答：“我不是从来不发，只是最近三天没发，我的朋友圈设置成了三天可见。”对方听毕，没有就这个问题继续纠缠，而是径直跳转到了下一个问题。虽然最终我还是得到了那份工作，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是否令对方满意。从那以后，我总是不断回想，不爱发朋友圈是个问题吗？难道这代表了一个人不合群？
自从朋友圈开发出“三天可见”的功能，我便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感觉收获了一项类似隐身术的超能力。在那以前，我总是头一天情感充沛地发完朋友圈，第二天便心怀羞耻地将其删掉，删完又觉得生活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不免为此感到遗憾。很多时候，记忆总是需要依附一些记录才能得以保留，不是吗？但“三天可见”解决了这个问题。
“三天可见”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是避免被“挖坟”。随着微信好友的数量急剧膨胀，我们已经很难再用“好友”关系来界定通讯录里的人。到目前为止，我的微信通讯录里有2049个人，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我已经想不起是谁，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跟我仅有一两次的对话记录。如果这2000多号人都能翻到我十年前的朋友圈，总让我有种站在明处被暗处之人围观的不安感。毕竟，如今谁的通讯录里不是充满了错综复杂的关系？亲人、同事、朋友、合作对象以及各种无法归类的人，他们原本应该待在各自的平行宇宙里互不牵连，被安放在MSN、QQ、钉钉以及电话簿等不同分类的区域里，但朋友圈的“大杂烩”打破了这种平衡。
事实上，在那场面试结束后的三年里，我在朋友圈里的活动开始全面收缩。不仅设置了三天可见，也越来越少更新状态，更新频率从以周为单位，逐渐变成以月为单位。以前经常会发一些个人生活的碎片，比如去过的餐厅、参加的聚会、游玩的照片，现在基本只发一些与公共领域有关的话题，比如看过的文章、对逝者的悼念。在朋友圈里与友人的互动也越来越少，尽量秉持“能点赞就不评论，能略过就不点赞”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能量的消耗。
相信除了我，越来越无法掌控朋友圈关系的大有人在。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微信通讯录里已经达到3000余人，他每刷一次朋友圈，就会顺手删掉几个人，因为很多人他已经想不起来是谁，还有一些因为时过境迁已经疏于联系，留着联系方式也无用。他对朋友圈的印象甚至比我更糟糕，甚至不惜动用“Low”这个形容词。他将自己朋友圈里的人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以晒优越感为主，包括喝了什么名酒、买了什么好车、交了什么新朋友，处处展示高人一等的姿态；另一类是以刷存在感为主，喜欢在朋友圈高谈阔论，无论看见什么都要下场评论两句，生怕错过“在场”的凭据。长此以往，他便将自己不喜欢的行为反观为镜，每当自己想要发什么动态，脑子里便回荡起一个声音：“不要成为自己讨厌的人。”最后索性作罢，收起手机。
这位朋友的心态，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读为逃离社交网络的“自证陷阱”。当朋友圈里涌进越来越复杂的关系，社交平台便成为一个自我展演的舞台，展演的动作也开始随之变形，人人都想竭力扮演讨喜的角色。这样的陷阱并不独属于社交网络，而不过是现实生活的延伸。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洞察到这一社会心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他建构出“戏剧论”用以探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秩序，将人们的日常活动比作剧场上的演出。戈夫曼发现，当个体出现在他人面前时，总是按照一种筹划好的方式来行动，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表现，以期控制他人所接受的情景印象，也就是所谓的“印象管理”，并通过区分前台和后台来区隔展演的舞台和真实的世界。
复杂的社交网络无疑放大了人们展演的欲望。无论是精挑细选的图片，抑或是苦思冥想的文案，无一不是对“理想自我”的塑造，成为一种苦心筹谋的交际策略，这就导致真实的自我被刻意隐藏甚至遭到抑制，不切实际的幻象成为最高标准。而从中衍生出的比较心理，又将所有人拖下无法穷尽的漩涡，在焦虑和疲惫的状态中循环往复。美国心理学家简·M.腾格（Jean M.Twenge）和W.基斯·坎贝尔（W. Keith Campbell）将这种过度自我欣赏的顽疾命名为“自恋流行病”，因其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只爱自己倒影的纳喀索斯，他们同时认为“网络2.0时代”就是病灶所在，在社交网站的助力下，自恋现象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蔓延至一场“全球性的瘟疫”。
朋友圈成为令人越来越有负重感的存在，并不是因人性格决定的，背后实在是有一些人类天性的共通点。英国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Robin Dunbar）曾提出过“150定律”，该定律指出，人类智力或资源允许一人拥有稳定社交关系的人数是150个左右。这意味着，虽然人类文明程度越来越高，但人类的社交能力与石器时代没什么两样。朋友圈这种超出极限的负荷，在一场热闹喧嚣过后，最终还是会让人感到疲于应付，从关系和信息过载的场域中离开。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社交斋戒”，试图以各种断舍离的方式夺回自主权。豆瓣上此起彼伏地出现各种“不发朋友圈”或“戒断社交媒体”的小组，B站、抖音、小红书等泛娱乐平台的兴起，也为逃离社交网络的人提供了不同选择的阵地。由Quest Mobile在2019年发布的《在校大学生洞察报告》显示，年轻人的微信人均使用时长相较2018年下降了6.3%。由凯度发布的《2018年中国社交媒体影响报告》显示，社交媒体对用户产生消极影响的比例，从2017年的89%上升至93%。
伴随着社交网络无孔不入地蔓延，它带来的消极影响正大范围侵蚀个体的心灵。麻省理工学院社会学教授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曾用“群体性孤独”来形容信息技术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人过多地依赖信息技术与人进行交流时，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反而变弱了。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它让人形成几种错觉：一、我们可以把精力分配到任何我们想关注的地方；二、总会有人倾听我们；三、我们永远都不用独自一人。特克尔认为，社交媒体加深了“我分享，故我在”的思维定势，让人通过不断地分享行为来确认自身的存在感，联系别人仅仅是为了减少焦虑，这既不会加深我们与对方的连接，也难以让自己从孤独中解脱。
德国哲学家韩炳哲也曾在《透明社会》一书中对信息时代否定一切距离的氛围敲响警钟，他认为这样一种“透明社会”无益于人类心灵的栖居，因为人类灵魂需要另一种空间：“在那里没有他者的目光，它可以自在存在。它身上有一种不可穿透性。完全的照明会灼伤它，引起某种精神上的倦态。”
自从开启社交降级后，我感到自己终于从众多无意义的社交活动中解放出来，轻松地解除了被复杂欲望越捆越深的枷锁。外出旅行或是跟朋友聚会时，我不再花更多时间专门拍照，而是静心享受所到之处的美景美食，专注于跟身边人相处的点点滴滴。我也不再焦虑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分量，而是精心打理每一段独处的时光，真挚且实在地拥抱生活。或许，这已经开始接近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所提倡的“亲近世界的倦怠”：随着自我逐渐弱化，自我存在的重心从自我转移到世界。现在，我也可以像汉德克那样悠悠地说出：“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归到世界之中。”
如果再让我重新回答一次三年前面试官的问题，我想对他说：“活在朋友圈的人，未免太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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