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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是一部探讨黄帝在华夏民族中地位确立的历史论著。书中通过对黄帝的历史地位、传说传承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阐述了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的祖先的地位如何逐渐被确立。作者从神话传说、历史文献、考古发现等多个角度进行分析，详细呈现了黄帝在华夏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该书对中国古代历史及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国学术界对黄帝地位确立问题的一次重要探讨。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华夏族的共同祖先，这在今天，已是每一个华夏子孙，包括海外华人的共识了。随着我们民族的日渐繁荣昌盛和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这位公认的祖先也发出了浓厚的兴趣：他究竟是一位什么身份的祖先?是人还是神?是上帝还是人王?是部落首领还是五千年前后相承的一统国家的君主?他果真繁衍出了我们今天在世的众多华夏子孙吗?抑或果真是上古时代五帝三王的共同祖先吗?他又是怎样成为我们民族的祖先的?这些问题，有的已为过去学者提出来并加以探讨过，但是，由于上古传说的纷纭杂乱，且又夹杂着神话和时代混淆，并未能清理出一个系统的头绪，以至今天有的学者提起黄帝来，仍称他是一团“混沌”。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问题的解答，应该说，都是与黄帝作为华夏民族祖先地位的确立这个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对我们民族繁育之初的历史及我们祖先的来历求得系统完整并且是科学的认识，让我们对有关黄帝的传说做一番更新的清理吧。
从“五帝”的谱系谈起
黄帝之被确立为华夏民族的祖先，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一个重要的表征，就是这个时期按谱系编排的“五帝”说的出现。
所谓按谱系排列的五帝，即是按我国传统的古史系统排列的我国最早进入文明状态的五位古帝王，他们分别是黄帝、帝颛顼、帝喾、帝尧和帝舜。目前可以考见这种排列顺序的最早的文献是战国晚期的《世本·帝系》及《大戴礼记》中的《五帝德》《帝系姓》诸篇。以后司马迁作《史记》，更将这个谱系收录在他的《五帝本纪》里。这些文献不仅把黄帝列在了所有帝王之首，而且把其他几位古帝都说成是黄帝的直系子孙，甚至以后的“三王”——夏、商、周三代国家的始祖，也都是黄帝的直接的后裔。还有一些文献把东夷族的首领——例如少昊，以及某些北方戎狄族——例如犬戎，也说成是黄帝的后裔(《世本》：“少昊，黄帝之子，名契。”《山海经·大荒北经》：“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又《大荒西经》：“黄帝之孙始均，始均生此北狄”)。这样，由所有五帝三王乃至所有古史传说中人物的祖先的身份，黄帝自然被尊奉成了整个华夏族后人的人文初祖。
我们不否认黄帝作为我们民族祖先的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种按五帝谱系排列的古史系统是一回事，真正的古史系统应该又是另一回事。承认黄帝的祖先地位，并不等于承认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三王的谱系。长期以来，由于《史记》诸书在人们心目中的权威地位，更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这套旧的古史系统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对于一个一向生活在大一统国家下面且又注重历史传统的民族来说，人们也习惯于接受这样由一个祖先繁育下来的我们民族的历史。然而这套古史系统实在只是出于战国晚近之人的人为编排，它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黄帝既不可能是所有五帝三王的直系祖先，也并不一定生活在其他古帝之前。他原本的身份，仅仅是一个古代部落集团的首领(或祖先)。其他几位古帝也都是这种性质的部落首领。他们各自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域，他们都分别是远古时期居住在我国中原地区的具有不同血缘亲属关系的氏族部落的祖先。
对于旧的五帝三王的谱系表示怀疑的学者不乏其人，其中较早者可推宋朝的欧阳永叔，他的《帝王世次图后序》收罗《尚书》《孟子》及孔安国、皇甫谧著述之言，采用计算几位帝王世次及寿数长短的方法，揭露旧史所述“皆乖戾不能合也”。清朝的崔东璧在他的《补上古考信录》中也申论欧阳子之说，并进一步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揭示所谓古帝王相继的真相，他说：
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后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后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
(《崔东璧先生遗书》第二册《补上古考信录》卷下第32页)
欧阳子及崔东璧不具备唯物史观，他们的认识当然是有局限性的。如将五帝说成是后世人们习称的那种受到普天下拥戴的所谓“圣人”，就不符合实际。但他们的史识毕竟要胜过《大戴礼记》的作者及司马迁一筹。因为他们看出了旧的古史系统人为编造的痕迹。今天的人们喜欢把五帝及三王祖先的名号说成既是人名又是古代氏族的称呼，这固然是不错的，那么，是否可以把所有五帝三王的氏族都说成是源于一个黄帝氏族(或部落)的分支呢?因为黄帝既是五帝三王的祖先，那么所有后来中原的重要氏族部落当然也就是黄帝氏族的分支了。我们认为，这种说法仍然是不可据信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著名的古史专家徐旭生先生就已指出：“我国近二十余年史学界中所公信一点观念：我国有记录历史开始的时候也同其他民族的历史相类，这就是说，它是复杂的、合成的，非单一的。”又说：“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种族是复杂的，非单纯的，这一点已经大家公认。”(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3页、第28页)
“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自然便是人文初祖黄帝的时候。那时的种族是复杂的，非单一的，这个大家公认的古史观，正是对所有五帝三王源于一个黄帝氏族的说法的否定。因为如果要承认这个说法是事实的话，那就必须设想在我国历史开始的时候，广大中原地区只能有一支黄帝氏族，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徐先生所说的在此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近二十余年”的史学界，应该也包含在他前一个阶段活跃于史坛上的疑古学派。尽管他们的治史方法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但在对于我国历史开端时期民族非出于一元的认识上，他们之间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顾颉刚先生曾提出推翻非信史工作应具备的几条标准，第一条便是“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他说：
在现在公认的古史上，一统的世系已经笼罩了百代帝王、四方种族，民族一元论可谓建设得十分巩固了。但我们一读古史，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昊，郯出于少昊，陈出于颛顼，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何尝要求统一!我们对于古史，应当依了民族的分合为分合，寻出它们的系统的异同状况。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9页)
顾先生所说的“推翻非信史的工作”，正是指的推翻旧的三皇五帝系统的工作。为此，两位先生不仅对旧的古史系统进行清理，而且将自己的主张贯彻到了写作实践中。如大家熟知的徐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便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出来的。他将盘庚以前在中国广袤大地上居住的众多氏族部落大致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其中华夏集团居住在黄河中游，它又可划分为若干亚集团，这里面包含有黄帝和炎帝在内的一支；有近东方的，混合华夏与东夷文化的，自成单位的高阳氏(帝颛顼)、有虞氏(帝舜)、商人集团；又有接近南方而与苗蛮关系极深的祝融集团。大家知道，像徐先生这样划分中国古代部落集团分野的学者尚有多位，虽然他们的划分方法不尽相同，但都本着上述中国古代部族非出于一元的观念。从他们的分析中，都可以得出黄帝只是古代众多部族中的一支首领，而非所有氏族部落祖先的结论。
如果说学者们主要是从古代文献的记录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的话，那么，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工作也完全证实了中国古代部族非出于一元的论断。通过各地发掘的为数众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来看，与传说中黄帝那个时期相当，在我国长江、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内，散布着的，确实非一种单纯性质的文化，而是包含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它表明了当时文化的多元性质。仅就中原地区来说，它内部的各个区系的文化也是自成系统的，绝非某支氏族部落的文化所能包容的。过去人们曾用一个龙山文化来涵盖整个中原地区的文化，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适用了，因而现在考古学界提出了“龙山时代”或“类龙山文化时代”的概念，用以统称这个丰富多彩的文明前夕的中国古代社会。有的学者用“满天星斗”这个词汇形容我国文明起源的多元性质，也是基于这种考虑的。我们现在固然还不能用某种考古文化即是传说中某某部落集团的文化这种机械的“对号入座”的方法来解决传说时代的部族分野的问题，但亦可以用这个时代文化的多元性质从宏观上辨明传说时代的部族非出于一元的总体认识。
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国文明初期的各氏族部落及其首领，都不可能出自某位共同的祖先，所谓以黄帝为首的“五帝”系统，及以黄帝作为五帝三王共同祖先的编制，只能出自后代人们的主观意识，是某种观念的产物。
那么，以黄帝为首的五帝谱系还有意义吗?有的。那就是它的出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战国时期才刚形成的华夏民族认同于自己共同文化的民族心理意识。
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除了应当具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和共同的经济生活外，还应当具有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质。这种“共同文化”，既包括共同的民族风俗习惯和礼仪文化，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也包含着一个民族对于自己祖先历史的认同。由于我国华夏民族是由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各古老部族融汇而成的，它们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当他们融汇成一个统一的华夏民族以后，势必要将各自祖先的传说带进这个新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去。换句话说，新融汇成的华夏民族的历史必须是由它所包含着的古老部族的历史共同交织而成的。因而当一部由原来各古老部族的祖先传说杂糅而成的新的历史产生之时，便同时标志着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毫无疑义，这样一部为共同体各成员都认同的历史，就是我们所论及的以黄帝为首的五帝三王的谱系。
我们这里谈到华夏民族共同历史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早由学者们注意到了，虽然他们还没有像我们这样赋予它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上的意义。前引顾颉刚先生有关民族非出于一元的议论文章中，顾先生便同时写道：
自春秋以来，大国攻灭小国，疆界日益大，民族日益并合，种族观念渐淡而一统观念渐强，于是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归到一条线上，有了先后君臣的关系，《尧典》《五帝德》《世本》诸书就因此出来。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第99页)
“许多民族的始祖的传说亦渐归到一条线上”，正是我们所说的华夏民族共同谱系的形成。顾先生把它产生的时代归之于“自春秋以后”直至战国时期《尧典》诸书出现的这个阶段，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这个时期，正是华夏民族形成的最后阶段。
恩格斯曾经论及古代日耳曼民族的形成，他谈到法兰克时代日耳曼人的民族时说：“血统联盟在这里……愈来愈被人们忘却了。这种情形首先表现在整个民族上面，共同的世系愈来愈不被认为是实际的血统亲属关系；关于这一方面的记忆愈来愈淡薄了，余下来的仅仅是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方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40页)这里，恩格斯谈到日耳曼民族共同历史的产生，同我国华夏民族形成的具体情形，是完全吻合的。
有鉴于此，我们把战国时期五帝谱系的出现，作为黄帝的华夏族共同祖先地位确立的标志，相信这种解释在理论上与史实上都是站得住脚的。
由周族始祖到华夏民族的共祖
那么，在华夏族共同历史的谱系上，黄帝为何被奉为所有五帝三王的祖先呢?何以由众多氏族部落融汇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不曾选择别的氏族部落首领，偏偏要选择黄帝作为共同体的人文初祖呢?
这仍然要从黄帝的本来身份谈起。
对于这位人文初祖，我国古代文献的记载真是复杂纷繁，甚至使当年为黄帝作本纪的司马迁都感到“百家言黄帝，其言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为此，他特地四处向长老们收罗有关黄帝的旧闻，备列各种文献记载，最终根据自己的判识，“择其言尤雅者”，写成了这篇黄帝及其他古帝的传略。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司马迁自以为差强可信的黄帝的传略，仍然是成问题的，因为他所选定的“其言尤雅”的文献，仅只是战国晚近的《世本》及《大戴礼记》的《五帝德》《帝系姓》诸篇，而于更早地提到黄帝的《左传》《国语》等有关文献，他似乎把它们归入“其言不雅驯”的范畴弃置不顾了。
其实，正是《左传》《国语》等较早文献所描绘的那半神半人的黄帝形象反映了黄帝的本来身份，试看以下几则有关黄帝的叙述。
《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郯子论官云：“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昊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这里以黄帝氏与炎帝氏、共工氏、太昊氏、少昊氏并提，可见他们都是古代氏族的名称。所谓“以云纪”“以火纪”“以水纪”“以龙纪”“以鸟纪”，据今人解释，皆各氏族的徽号或图腾。这则有关黄帝的传说，十足地具有较早的原始朴拙的韵味。
《国语·晋语四》记司空季子之语云：“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里黄帝与炎帝的父母亲分别称为少典氏和有蟜氏，明是两个氏族的称谓；黄、炎二帝生长的地方，只是陕西渭水流域的两条很小的支流，他们因了这两条河流才各自得到了自己的姓氏，亦可见他们的身份为僻处一隅的氏族首领。
《晋语四》又说：“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
黄帝二十五子中，唯青阳与夷鼓与自己同为一姓，这青阳与夷鼓的母方，分别叫方雷氏与彤鱼氏，可见与黄帝联姻的，仍是氏族部落的性质。西周前期的铜器《师旂鼎》铭文说：“唯三月丁卯，师旂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可见直到西周时期，方雷仍是一个小小的方国。这则铭文还表明，《国语》的记述并不是凭空杜撰的，它的材料来源至少比战国晚期的《世本》和《大戴礼记》中的记载要早多了。人们可以体会得出，后人(包括《大戴礼记》等书)所称述的所谓黄帝的“正妃”嫘祖，便是由方雷演化而来的。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左传》《国语》中有关黄帝的记叙，都没有谈到黄帝是五帝之祖或是普天下人所共戴的圣王，这也从反面表现出黄帝原本为部落首领的身份。
那么，黄帝是古代哪个部族的首领呢?
前言《国语·晋语》提到，黄、炎二帝是少典氏族的后代，黄帝出生后，在姬水边长大成人，炎帝则在姜水边长成，因而黄帝就姓姬，炎帝姓姜。这里的少典氏族到底居于什么地方和属于哪个部落集团，由于没有更早的文献做佐证，学者们对他的解释也很不相同，我们且不去深究。但它提到黄帝姓姬的说法，却是古今没有任何人否认的。我们追寻以后文献所提到的所有氏族部落的姓氏，只有周族这一支属于姬姓，因而我们可以大胆地断定，黄帝是以后建立周王朝的周族的直系祖先。《说文》云：“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即此之谓。
这则故事还提到黄帝居住在姬水边，姬水虽不知今在何处，但它离着姜水必不很远。姜水即今渭水流域的支流，正在日后周人居住的岐山之下，是黄帝生长繁育的地方，正与周人相一致。
至于黄帝的归宿，《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崩，葬桥山。”《汉书·地理志》称桥山在“上郡阳周县”，即今陕北子长县境内。今子长县南的黄陵县立有自宋代以来建立的黄帝陵及庙宇，可资为证。这些地方，也与周人早期居住的泾水上游相去不远。
同书还称，黄帝之后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稍加考察，即可看出，这黄帝后人的十二个族姓，多数都属后来居住在陕西、山西及河南西部一带的部族。其中不包括居住在古代河、济之间的颛顼氏族的后裔——所谓“祝融八姓”，如妘姓、曹姓、彭姓、芈姓、斟姓、舟姓、秃姓(只有一个己姓例外)，更没有夏后氏的姒姓和商族的子姓，有虞氏的姚姓和妫姓，等等。这也进一步证明黄帝是西方氏族部落的首领。
《国语·周语下》记载东周王朝有一位懂得天文律令的大臣伶州鸠，他曾在周景王面前提到“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早年曾考证道，天鼋，就是黄帝的号“轩辕”(见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关于《献侯鼎》的考释)，是亦表明姬周族出自黄帝。
如果要探究“黄帝”这个名号的意义，那么我们可以指出，所谓“黄帝”，指的是居住在黄土地上的部民们的“帝”。古代“帝”曾是生民对于死去的祖先的敬重的称呼(如商人对逝去的直系先王称帝，见于卜辞，有帝丁、帝甲、文武帝、文武帝乙等)；至于黄土地，在早也仅是指的陕西黄土高原，《尚书·禹贡》称雍州“厥土惟黄壤”可证。或以黄帝号称土德而将其归为所谓“中央之帝”并从而将黄帝的发祥地拉到中原某个地方，那实在是根据五德终始说兴起以后的说法，不足为凭。
总之，黄帝本是周人的始祖，至少《左传》《国语》这些较早文献是这样说的。
那么，历史怎么又让黄帝从一个姬周族的始祖变为整个华夏民族的始祖了呢?原来，这是因为周族人后来统一了天下，并且以周人为主导，将其他部族融合进来，发展成为一个包括黄、淮、江、汉广大地域的新的共同体——华夏民族的缘故。
从中国最早的文献汇编《尚书》里，可以了解到周族还在灭商前，就以“夏”来称呼以自己为首的反商部落联盟(见《尚书》中《康诰》《君界》《立政》等篇)。商朝灭亡后，西周王朝大肆分封子弟、亲戚到各地去做诸侯，那些由周王室分封出去的诸侯亦皆以“诸夏”自称(或称“诸华”，华、夏二字音义相同)。由于诸夏分布在十分广阔的地域，且又处于政治、军事上的主导地位，日后进行的民族融合，便分别以他们为中心而展开。整个西周、春秋时期，伴随着华、夷之间的斗争与交往，这种融合不断地扩大范围，最后，到春秋战国之际，原来的诸夏及散布在中原各地的旧氏族部落(他们往往被以各种“蛮”“夷”“戎”“狄”称呼)终于融铸成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之间不再有血缘的隔阂，在语言、文化、礼俗、生活等方面也不再显示出差别。这个新形成的共同体很自然地沿用过去“华夏”的称呼，那些原来各氏族部落独自崇拜的祖先，则成了华夏族共同崇拜的祖先，其中具有最高地位的祖先，当然也就非原来周人的祖先莫属。就像后世编所谓氏族谱或“百家姓”，那处在首位的自然是当朝皇族的姓氏，这样，黄帝就成了全体华夏族居民的人文初祖了。
战神、方帝与发明百物的圣王
关于黄帝的传说，除了我们上面引述的以外，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中有的是为人们熟知的，或在研究者的文章中反复提到的，我们有必要也对它们进行一番科学的分析。这些传说看起来尽管杂乱无章，但归纳起来，仍可以从中看出黄帝身份由最初的部落首领向华夏族人文初祖演化的轨迹。
与黄帝最初的部落首领身份相呼应的，是有关黄帝武功的传说。在为数不少的这类传说中，黄帝是无往不胜的战神和英雄。这是和他充当部落首领的那个时代的特征相一致的。社会发展史的常识告诉我们，人类自进入父权家长制以后，伴随着对私有财产的争夺，部族间的征战是十分频繁的事情。那时部落的首领，首先便是军事统帅。人们认为，只有勇武善战，才是部落中真正的英雄，也才配当部落的首领。恩格斯把自父权社会开始至文明社会的一段时间称作“英雄时代”，说“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9页)。黄帝，无疑便是这个时代的一位英雄；有关黄帝武功的大量传说，亦是华夏后人对于自己曾经经历过的英雄时代的一种真切的回忆。
对此，我们接触到的最早的资料仍然是《左传》和《国语》。《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晋文公将纳王，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黄帝战于阪泉之兆。”这是文献中有关阪泉之战的最早的记录。以后文献多有谈到这次黄帝与炎帝发生的战争，或言阪泉在今河北涿鹿，或言在今山西运城附近，或言在今北京平谷等地。新出银雀山竹简《黄帝伐赤帝》，更以阪泉在南方某地。但是从《国语·晋语》的文字看，这些说法显然都难以据信。因为《晋语》谈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挤也”，既然二帝在姬、姜二水长大以后便相互反目为仇，则其用师相挤、即发生战争的地方必不至离姬、姜二水太远。亦即是说，阪泉所在应当在陕西渭水流域。阪泉，本作“阪原”，所谓某某原，如周原、韩原、五丈原之类，固属关中一带地名的称谓。
与阪泉之战齐名的是涿鹿之战，战争讨伐的对象是蚩尤。文献描述这场战争的激烈状况道：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山海经·大荒北经》)
据前人的解释，蚩尤乃东夷部落的首领，涿鹿所在，在今河北涿鹿县东南，或曰在今江苏徐州。但据我们的了解，所谓涿鹿之战实在是由阪泉之战一事分化而来的。文献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证据，前辈学者亦有这方面的考证，兹不赘引(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第五篇，见《古史辨》第七册上第199页)。抛开这些，这时描述的黄帝在战场上的神武形象，亦是符合黄帝的部落首领身份的。
战国时期的文献还有不少记录黄帝四出征战的内容，为人熟知者如《孙子·行军篇》提到的“黄帝之所以胜四帝也”一句。近年山东银雀山出土竹书有《黄帝伐赤帝》一篇，其言曰：
黄帝南伐赤帝，至于□□，战于反山之原，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谷，赦罪；东伐青帝，至于襄平，战于平□，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谷，赦罪；北伐黑帝，至于武遂，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年休民，□谷，赦罪；西伐白帝，至于武刚，战于□□，右阴，顺术，倍冲，大灭有之。已胜四帝，大有天下。可见黄帝真是一位四方无敌的战胜之神。
写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已经可以发现，在《孙子》一书中，已包含有“五帝”的概念了。黄帝加东西南北或青白赤黑四帝，正好是五帝。如果再注意一下与这同时的其他文献，则有关五帝的提法已比比皆是，如《周礼·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则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屈原《九章》：“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等等。不过，考察这些文献中的“五帝”的含义，却发现它们非同于《帝系》等篇中作为人间社会统治者的五位古帝。王逸注《九章》云：“五帝，五方之帝。”是《孙子》等篇中的五帝皆属为人们当作东、西、南、北、中五方神灵进行祭祀的五位方帝。方帝的概念，甲骨卜辞中已有之，不过那时只有四方之帝，现在加上中央之帝而凑成的五方之帝，应是配合五行说兴起而发展起来的。黄帝之称，适同于赤白黄青黑五色中的一种颜色，于是正好被人们拉进五行的系统。在这系统中，黄帝居中，他的地位自比其他四位方帝重要，再加上黄帝武功的传说，故而便有了黄帝胜四帝的说法。
黄帝传说的最后一道演化，便是由五位方帝转换为五位治世的人王。这既是战国社会历史向大一统演进的需要，也是战国诸子学说喜谈治道的必然结果。完成这道演化工作的大约是一班齐国的稷下学者。他们一边设计着未来一统国家的蓝图，一边对祖先的历史进行着符合这种设计的整理和编排。他们拿了古史传说中人物来充填这五位古帝的位置，并且根据当时政治的格局来安排五帝的顺序。黄帝因是周王室的祖先(那时周室“共主”的地位尚未被取消)，便自然将他排在了第一位有天下者的位置上；颛顼原是妫姓陈国的祖先，由于当时齐国的统治者是从陈国跑到齐国去的陈氏(即田氏)的后代，并且夏后氏传说也与他有亲属关系，他便坐了五帝的第二把交椅。帝喾是商人的祖先，商朝虽然灭亡了，但人们终究没有忘记它的“大邦”的地位，况且它的后嗣子姓的宋国仍是有影响的，故帝喾排在了第三位位置。至于帝尧和帝舜，也都因他们是有虞氏的祖先而与齐国有些关系，所以也列在了五帝的谱系上。这样的解释，大概同时也可说明其他一些传说中的人物——他们也是有影响的古代部族的人，如炎帝、祝融、少昊、太昊等未被列入五帝谱系的原因。如炎帝，他不仅是阪泉之战中与黄帝对立的人物，更是被田齐篡夺了位置的姜姓齐国的祖先，他怎么能够在五帝的系统中占有一席之地呢?
当然，还得找出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赋予这种编排的合理性，那就是把五帝都说成是为华夏先民立有大功的人物。《国语·鲁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而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便分别给五帝编制了各有特征的显赫的功绩。黄帝能发明各种器物从而使人民财富充盈，自是一位“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圣明君主。这形象已不再是过去的战神加部落首领所能比拟的了。那时关心稷下学的齐威王曾铸有一件著名的青铜器《陈侯因*(上次下月)敦》，其铭曰：“其唯因*(上次下月)，扬皇考昭统，高祖黄帝，迩嗣桓文，朝问诸侯，合扬厥德。”威王自述他要远则祖述黄帝，近则继承齐桓、晋文的霸业。他这里把黄帝作为历史上第一位取得治绩的人王的典范，是表明黄帝的新形象已得到当时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认可了。
不过，最能反映黄帝作为人文初祖的圣明形象的，还是社会上更广泛流传着的有关黄帝制器的故事。《国语·鲁语》中展禽所谓“黄帝能成命百物”这句话，我们不知它是对民间已有的黄帝发明百物故事的总结，还是由于展禽说了这句话，一般人们便根据它敷衍出许多黄帝制器的故事，反正这部分内容较之黄帝作为部族首领四出征战的传说更多和更为流传广泛。其中成于战国晚期的《世本·作篇》专言上古时代的各种制作，便将相当一部分文物的发明权归在了黄帝(或“黄帝臣”)的身上。今按清人茆泮林的辑本，将这部分内容录定于次：
1.黄帝见百物，始穿井。2.黄帝乐名咸池。3.黄帝造炎食、旃冕(以上为黄帝本人的制作)。4.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5.仓颉作书。6.史皇作图。7.伯余做衣裳。8.胡曹做冕。9.于则做扉履。10.雍父做杵臼。11.胲作服牛。12.相土作乘马。13.共鼓、货狄作舟。14.女娲作笙簧。15.随作笙。16.随作竽。17.挥作弓。18.巫彭作医(以上皆“黄帝臣”之制作)。
此外，它书所言黄帝的制作还有：
19.黄帝作宫室以避寒暑(《白虎通》)。20.黄帝作釜甑(《古史考》)。21.黄帝作车，引重致远(《古史考》)。22.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管子·五行》)。23.黄帝作为清角(《韩非子·十过》)。
以上说法，自有不少出于附会，有许多人也并非“黄帝臣”。但也有一些可以和传说中黄帝所处时代的考古资料相印证，如发明水井、宫室、釜甑、舟车之类。然而上述传说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所有关于黄帝制作故事的意义，在于赋予黄帝一个人文初祖的形象：是他开创了我们华夏民族最初的文明。我们注意到，这里最重要的发明，包括文字、图书、宫室、历法、衣裳、冠冕、礼乐诸项，都是与文明制度直接有关的，它们明显表现了黄帝制作故事在人文学上的意义。过去学者或仅将黄帝制作故事归之于“神话”“假托”一类，而未尝挖掘其中的文化意蕴，实在是失之于深考。
综上所述，黄帝作为华夏民族始祖地位的确立是在战国时期。他原来的身份是一位部落首领，属于姬周族。他在人们的印象中起初是一位无往而不胜的战争英雄。随着以后以周族为核心的部族融合日渐扩大并最终将中原各古老部族融为一个整体，黄帝也就成了新的华夏共同体的人文初祖。在这期间，由于黄帝的名号涉及到了五行说系统，因而他又曾一度被当作了中国神祗系统的五位方帝之一。到战国中后期，五方帝的概念又被人们演化成为五位治世的人王，黄帝便成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五位圣明的帝王之首。这后一种五帝系统的出现适当华夏民族已经产生并走向一统国家之际，因而它的出现正反映了黄帝作为华夏族人文初祖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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