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管仲初为齐相时，桓公与其谈论治国之道，管仲言治国核心奥秘有三，一为见而知人，二为知而能用，三为用而不疑。这三点桓公做到了，所以齐国能成为春秋首霸。然而，桓公在励精图治之时，对个人的修养德行却疏于关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也确实是行的“霸道”，而非“王道”。难以想象，一个行王道的君王能够律己不严，耽于享乐。
齐桓公最终的结局也昭示了“霸道”与“王道”最后的区别——“霸道”也许能逞一时之威，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王道”虽然是负重致远，但久久为功，终会大成。世人总是希冀轻轻松松就能成功，不免急于求成，投机取巧，为达目的不惜背信弃义，然而克勤克己，守正笃实，正是成功的“王道”，若是如桓公一般，既想成就功业，名垂后世，又想醉舞酣歌，安享逸乐，恐怕最终只会落得个为人嗤笑的下场。
管仲的思想都集中在《管子》一书中，《管子》全书几乎各篇都有《老子》的语言片段与哲学思想。内容博大精深，汉初有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馀10篇仅存目录。包括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以黄老道家着作最多，其次法家着作18篇，其余各家杂之，其中的法家思想是道家影响下的法家思维。
在理民方面，管仲非常强调“利民”、“惠民”，认为只有民众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足强大。在《管子·牧民》篇中，他讲到：“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地方容易挣钱了，那么人就会朝这个地方流动，有了安居之处，人们就会长住下来，只有生存问题解决了，才谈得上礼义廉耻。管仲的这段话虽然过了两千多年，到即使是从今天来看，也丝毫没有过时，反而更加证明了管仲的睿智。今天中国的北上广深，之所以成为一线城市，成为年轻人就业求职的首选之地，不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经济繁荣，资讯发达，发财机会多吗？
在治国方面，管仲提出了着名的“四维”说，同是在《管子·牧民》篇中，他又讲到：“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覆错也。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在这一点上，管仲与孔孟所见略同，他们都看到道德教化在社会治理方面的意义。
另一方面，管仲非常注重用人，据说有一次，桓公问于管夷吾曰：“寡人不幸而好田（田猎），又好色，得毋害于霸乎？”夷吾对曰：“无害也。”桓公曰：“然则何为而害霸？”夷吾对曰：“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桓公曰：“善。”于是专任夷吾，尊其号曰仲父……“害霸”指的是对成就霸业不利。
这里管仲指出了四个有损于齐国称霸的关键问题，但本质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人的问题。在管仲看来，作为一国之君，只要解决了用人的问题，治国理政的大部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在用人的问题上，管仲着重梳理了四种用人不当的原因：一是不知人，二是知而不用，三是用而不任（信任），四是任用了又听信小人的谗言。管仲的这句话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古往今来，只要是个领导，谁不知道用人的重要性呢，可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贤者能人因为种种原因被领导疏远、废黜、驱逐的何其多也，除了那些因为特定的政治形势和利害关系不能用的人，即使是原本能够有所作为的人才，也往往因为领导者自身的性格或心理、认知缺陷，最终明珠暗投，埋没了人才。正如韩愈所言：“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