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甘肃天水市清水县瓦寨村突然来了几辆防疫车，这阵仗和四年前一模一样。车里齐刷刷地下来了好几个穿着白大褂的医务人员，他们拎着一床被子和两箱牛奶来到了村民李建平的家里。
这一年，也是李建平被确诊艾滋病的第四个年头。得病的四年期间，家里从来没有来过客人，即使和妻儿同住一个屋檐下，他们也都保持着一定距离。
但这一天，突然浩浩荡荡来了一拨人，李建平心里是又惊又喜。可作为一个艾滋病病人，他不敢靠得太近，只能让妻子招呼一些简单的茶水。
李家小小的客厅里装的可都是大人物，这其中有甘肃省疾控中心的席沧海主任、天水市疾控中心的刘主任和全所长还有县疾控中心的张建国主任。门外还有几个医务人员站着等候，他们戴着白色口罩，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这么兴师动众，搞得李建平虽然是在自己家里，却有些不知所措。
接着，这些大人物们上前给李建平送了被子和牛奶，还给李建平的儿子塞了两百块钱。
“老李啊，恭喜你，你这个病好了。”席沧海开口庆贺道，可脸上却没有笑容。
“啥？”李建平显然没缓过神。
“我说，你这个病好了，痊愈了！”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却让李建民傻了眼，他愣在原地半天。等他回过神来，医护人员们早就坐着防疫车离开了。桌上的茶水一口没喝，刚刚的一切虚幻得像是一场梦。
直到感受到胸膛处的湿润，才将他拉回了现实。看着胸前哭泣的妻子，李建平反手也将妻子紧紧抱住，这也是患病的四年间，他们第一次如寻常夫妻一般亲密。
不过，巨大的喜悦并没有冲昏李建平的头脑，随之而来的，是困惑和不解。
久病成医，得了四年艾滋病，他比常人更清楚此病有多可怕。
艾滋病，又称HIV，是由于机体感染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而引发的全身性疾病。艾滋病毒像是一个耐心的刺客，潜伏在身体里最深层的组织中，蓄力多年，一天一天吞噬着生命。
艾滋病世界的医学难题，真的在他一个小小瓦寨村农民身上被攻克了？这到底是医学奇迹还是另有隐情？
李建平带着一系列的疑问闭上了眼睛，他在脑海里回忆着四年来发生的所有细节。突然，他从床上惊坐起！原来这件事，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重生”
为了查明真相，李建平分别跑到天水市、兰州市和甘肃省疾控中心给自己偷偷做了三次HIV抗体的检测。三次检测确实都呈阴性，可他体内的病毒是如何凭空消失的呢？
这时李建平想起，在宣布自己痊愈的前一个月，县疾控中心的一个医务人员曾问过他一个奇怪的问题。
“你们村子是不是还有一个叫李建平的？”李建平点点头，“有，跟我一个名字和我岁数也差不多，咋了？”医务人员抬头看了看李建平，微张着嘴似乎欲言又止，但很快便摆了摆手。之后无论李建平怎么追问，医务人员都声称自己只是随口一说。
这一下，却搞得李建平心里咯噔一下。他总感觉有什么事情瞒着自己，莫非当年的诊断结果搞混了？
不过这一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同村的另一个李建平被通知去县疾控中心抽血化验，而检验的结果也是阴性，那就说明当初的诊断结果并没有搞混。
可他的心里仍觉得蹊跷。这四年间，他每三个月就来疾控中心抽一次血，但每一次的化验单从来都不给李建平看。倘若身体里的艾滋病病毒真的消失了，总得有点迹象才对啊。
大病痊愈的喜悦渐渐被困惑、憋屈替代。虽然暂时找不到突破口，但重生后的日子还得重新过。
李建平拿着自己的化验报告来到了村委会，央求村书记李贵海给自己开了一张无病证明。
他将这份无病证明打印了几百份，挨家挨户地到处分发。有很多人看见是他敲门，死活都不给开。李建平只能扯着喉咙大喊，将纸往门缝里塞。
这其中的人家，有李建 的兄弟姐妹，甚至还有李建平的亲生父母。确诊了艾滋病后，他与亲人们也断了来往，除了妻儿，全世界都躲着他、惧怕着他。
四年来的冷眼和排挤，也没法在一朝一夕之间抹平。
而瓦寨村的村民们对于艾滋病的恐惧也不是空穴来风，这得从2003年开始说起……
好心办“坏事”
李建平之前在瓦寨村做着贩卖土鸡的生意，情况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个三百块钱。2003年，在这一个小山村里，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了。
李建平不但有钱，还有一副热心肠。
2003年下半年，李建平的邻居重病住进了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两家人做了邻居十来年，邻里间关系也很好，于是李建平自发去给邻居当陪护。扎针、插尿管、擦洗身子，多脏多累的活他都干过来了。
分明是一件善心之举，可这事却让李建平深陷四年的懊悔和自责。
尽管悉心照料，可病魔既迅猛又无情，从住院到出院再到死亡仅仅十多天，李建平就这么眼睁睁看着邻居一点点死去，却毫无办法。
很快，邻居的化验结果传遍了整个乡里，死因就是艾滋病。
瓦寨村本就是个穷乡僻壤，像李建平这样有点小钱的人没几个，大多数都是面朝黄土背对烈日的穷苦农民。而那段时间又刮起了一阵“卖血风”，家里没钱的都赶着去卖血换钱。
而李建平的邻居就是因为卖血染上了艾滋病，本以为卖的只是血，谁知道卖的却是命。
这一消息，吓坏了瓦寨村不少人，平均三个男子中就有一个曾经卖过血，顿时搞得人心惶惶。
这一消息，也同时引起了当地疾控中心的高度重视，他们立即前往瓦寨村对卖过血的村民们及其家属采取了大规模的抽血采样。
李建平虽然没卖过血，但也和病人长时间接触，于是他自发报名去参加了检测。本想着是去图个心安，可没想到却迎来了当头棒喝。
整个瓦寨村竟检测出9名艾滋病患者，李建平的名字赫然在列。
那一刻，仿佛天崩地裂。身体的力气全被抽走，他瘫坐在在地上泪流满面。
虽然疾控中心未将名单公布，但是看着一辆辆停在李建平家门口的防疫车，村民们也早就猜到了。
当时的村里拉了一条十多米的大横幅，上面写着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一，母婴传播。二，血液传播。三，性传播。
李建平又是这九个人里唯一没卖过血的，村民们对他的怀疑集中在了第三条。于是，这个老实善良的农民莫名其妙脑袋上扣了个“生活作风差”的帽子。
“你晓得那个有钱的李建平嘛，他得病肯定是因为乱搞了。”
“可怜他妻子儿子咯，跟的这种人受苦受难。”
难听的闲话很快也传到了妻子张女商的耳朵里，但多年的夫妻，张女商自然清楚李建平的为人。两人一番分析后，一致觉得只能是因为当初照顾邻居时不小心被感染上了艾滋病。妻子和儿子随后也去做了化验，庆幸的是二人都没有感染。
面对乡亲们的鄙夷，三言两语也解释不清。其中还有不少人劝张女商趁着岁数不大赶紧改嫁，她始终坚定地守候在李建平身边。
确诊后不久，李建平的身体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项机能直线下降，腹泻、高烧，这都是艾滋病的症状。最严重的时候一个七尺男儿瘦得只有80多斤，仿佛一用力，身体里的骨头就要透过皮肤刺出来。
“得病后，他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管他了。如果连我都走了，这世上就没人管他的死活了。”
面对妻子的不离不弃，李建平却更加小心翼翼。他把院子里的柴房收拾了一下，自己独自住了进去。夫妻俩同住一个屋檐下，却是“分隔两地”。如果哪天不小心身上蹭到刮到，那他就干脆不开门，只让妻子将饭菜和药放在柴房门口。
只不过李建平并不像其他艾滋病人一样持续地发烧，他的症状没过几天就好转了。妻子也带他去问过病情，都说得了这个病活不了多久，多则两年，少则一年半载。
于是，李建平的人生开启了倒计时模式，他开始掰着指头数着自己的死期。
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将自己关在小小的柴房中，静静地等着死亡来临。陪伴他的，是漫无边际的黑暗和恐惧。
人没死，钱花光了
人生在世最痛苦的无非两件事：人死了，钱没花光。人没死，钱却没了。
看着消沉的李建平，妻子二话不说直接把家里的存折本甩了过去：“李建平，这是我们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15万。你现在全部拿走，想去哪玩去哪玩，怎么痛快怎么花，不用考虑我们。”
这些话点醒了李建平，反正也没几天活头了，在人生的末端，他也想疯狂一把。于是他给妻儿留了一笔生活费，决定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以前去过的没去过的地儿，李建平统统去了个遍。以前喝不起的酒现在像白水似的就往肚里灌。能打车绝对不走路，买了几身定制的新西装，晚上住的是一千块钱一晚的豪华大酒店。钱就像流水般哗啦啦往外淌，李建平花得很是痛快。
躺在舒适的大床上，看着头顶晶莹璀璨的大吊灯，李建平心里想，要是就这么死了，人生也不会太遗憾。
这般醉生梦死的日子持续了将近两年，某天李建平一看存折里的数字，顿时清醒了。
不是说这病两年内必死无疑吗？怎么眼瞅着都快过期了，他还没死呢。
于是他又经历了第二种痛苦：人没死，钱却花光了。
李建平只能灰扑扑地回到瓦寨村，手上啥也不剩，只有一本空空的存折。
而妻儿的日子也不好过，家里的顶梁柱没了，妻子一个人拉扯儿子长大，穷得都揭不开锅。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儿子十五岁就早早辍了学。虽然儿子嘴上说是为了打工赚钱，其实在学校也因为是艾滋病患者的儿子，受了很多欺负和排挤。
看到眼前的一切，李建平狠狠给了自己几个两巴掌。于是他不得不向命运低头，重回家庭。有希望的活着也是活，绝望的活着，也得活。
出于对艾滋病的无知，村里的人看见李建平就像见了瘟疫一般，小孩子还会看见他还会捂着口鼻从身边逃窜。去到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家里，连杯水都不给倒。他前脚一走，后脚就开始给家里消毒。妻子去村子里买菜甚至还被人吐过口水。
这些冷眼像是尖针一般，虽不见血，却针针入肉。
隔壁村的一位艾滋病女患者因为不堪折磨上吊自杀了，这消息传到李建平耳朵里也令他有了轻生的想法，于是他找到妻子提出自己想找个没人的地方了结生命。
妻子听完后，去到镇上买了一包老鼠药，在中午吃饭时，当着李建平的面就将老鼠药混在了饭菜里。
“李建平，老天要收你，我们无能为力。但如果你自己不想活了，我们全家就陪你一块死！”
妻子的决绝吓坏了李建平，他当即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李建平只能又将自己关在暗无天日的柴房里，眼看着至亲至爱之人近在咫尺，却无法亲近，整天都绷着一根弦。他既担心自己死了妻儿会难过，又害怕自己活着拖累他们。摆在他面前是一道无比艰难的选择题，而无论怎么选，好像都是错误答案。
“痊愈”的真相
李建平就这么心如死灰地又活了几年，竟然离奇“痊愈”了。而等待他的，是“痊愈”背后黑暗的真相。
李建平越琢磨越不对劲，他验了12次血，却没见过自己的化验单。关于他得病，也全都是通过口头通知的。
他赶去了第一次化验的天水市疾控中心，经过再三逼问下，刘宝录主任终于开了口：“李建平你的艾滋病毒几乎为零，不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李建平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自己一开始就没得艾滋病？那为何四年来验了12次血却从未有人告诉他？
这一刻，这个老实的农民火冒三丈，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之后李建平找到各个有关部门，可所有人就像踢皮球似的，没人愿意回答他。
无奈之下，李建平找来了记者。在记者的穷追不舍下，真相才慢慢揭开。
原来李建平除了第一次采血为阳性外，其余的十一次均为阴性。这并不是医学奇迹，而是疾控中心出现了严重错误，在运输的过程中血样被污染。
除了第一次采血外，之后的化验不再检测艾滋病抗体，而是直接检测CD4细胞值。这一数据最能体现艾滋病患者病情的发展程度，而最初的两年，李建平CD4细胞值偏低，也符合艾滋病患者的发展规律。
直到2006年，疾控中心才突然发现李建平的免疫功能正在奇迹般地回升。于是他们再次将李建平之前的所有血样进行HIV检测，结果发现，除了第一次全部都呈阴性。
可是2006年就发现了误诊，为何又拖到了2007年？这其中有更为丑陋的真相。
在得知李建平并不是艾滋病患者后，疾控中心并没有及时道歉，反而让人钻了空子，试图利用李建平来发财。
当时刘宝录主任给李建平送来了一种叫扶正祛毒丸的药，说是用来提高免疫力的。这药没有说明书也没有批次，拿几张白塑料纸随意地包了起来。这药刘建平傻乎乎地吃了一年多，吃药后经常恶心、呕吐。
之后等李建平被通知“痊愈”后，这个刘宝录主任在接受采访时还大力推举该药，声称是自己研制出来治疗艾滋病的神药。他明明知道刘建平没病，可非但没有及时道歉弥补过失，还利用他做实验、推销假药。
而疾控中心将误诊轻描淡写地说成“痊愈”，当年的错误，险些毁掉了李建平的一生。
这不是什么医学奇迹，而是一块犯错后的遮羞布。
即便是板上钉钉的误诊，李建平硬生生跑了两年，才换来了疾控中心一句勉为其难的道歉。
“我们也承认错误了嘛，也上门道歉了啊。”
“送了两箱牛奶、一床被子，还给了他儿子两百块钱，这不就是一种歉意嘛。”
一床被子、两箱牛奶、两张百元大钞，这些东西如何弥补他们一家所受的煎熬和险些被毁掉的人生呢？他们精神上的创伤到底谁来抚平？
真正丑陋的，不单单是当年的误诊，而是犯错后的冷漠和傲慢甚至欺骗！
参考资料
[1]《离奇痊愈的艾滋病患者——王刚讲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