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学源流论.书法源流论》，是由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年集结出版，该书汇集了民国时期多位书家学者对书法源流的专题论述。通读下来，以为此书内容尤其是《书学源流论》对书法爱好者乃至书法研究者了解我国书法发展源流和书法知识不无裨益。
综观本书内容构成，可视作4本民国时期刊行的书法源流着述汇编：张宗祥《书学源流论》、顾鼎梅《书法源流论》、方旦若《书法源流》、吕咸《书学源流考略》。加上当代学者祝帅的导读文章《“源流论”与“书学史”：对民国书法史着述体例的一种考察》，实为5位书法论述者的合本。其中又以民国艺术大家张宗祥先生所着《书学源流论》为主体。
张宗祥，近代国学大家，精古籍校勘、金石鉴赏等，书印亦佳，西泠印社第3任社长，在近代文艺领域有重大影响（张宗祥部分史料可见石安所撰《从西泠印社历任社长看人选标准变化》一文），张氏虽不以书显名，但学识所在，论及书法时不乏真知灼见，这也是其所着《书学源流论》在近代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书学源流论》完稿于1918年，成书于1921年，由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刊印发行。全书分原始篇、物异篇、时异篇、势异篇、人异篇、溯源篇、篆隶篇（附章草）等7部分及1篇附赏鉴篇。全书行文为文言文体，张氏对中国书法源流加以考证论述，以其博学之才旁征博引，同时又见独特视角和非凡理解，对中国古代书法发展源流做了有序言梳理和言简意赅的论述，石安以为多有高见。
如开篇《原始篇》中，张宗祥对书法各书体的溯源发展做了简洁明了的概述，通读此篇，可令读者对我国书法诸体的发展有个纲要性的全貌认知，石安试择其一二以飧诸君：
篆书：秦并天下，李斯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以成小篆…...自是迄今，篆书无改革者。
隶书：故论隶书，汉为大宗，晋为庶出，唐为小宗矣。
楷书：楷书者，自隶而生者也。张宗祥引《晋书.卫恒传》“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之说法，认为楷之始祖为王次仲——“楷非创因乎隶，独其运笔之时，法则异隶，次仲创之，余故曰始祖为王次仲也。”同时他在书中延引《宣和书谱》的说法，称存世作品方面，三国钟繇“有《贺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
草书：创草之祖，虽不可定，极草之法，则张伯英、王逸少其人也。张氏以为“至晋王羲之始不用章草之法，一变而为今草。”
行书：行书位于草书、楷书之间，然推其起源，则省略真书而成，非若草之出于隶也。西汉之末，颍川刘德升始创此体，魏、晋以降，工者代有，迄于唐初，乃为极盛。张氏所提独特观点还包括“须知行书者，解散楷书，简省其笔，使之流动之书也。故其结体、笔画与楷相类，绝异于草。”
论及书写工具的《物异篇》中，张宗祥分别对笔、纸、墨等加以论述，对笔之刀刻、漆书、毛笔，笔毫之刚（硬）毫、柔（软）毫及对应施墨效果等提出独到观点，如他认为宋代代表书家苏轼、米芾等多用刚毫，对元代赵孟頫创用柔毫等之缘由加以论证等等：“子昂选毫既柔，苟用浓墨，毫且更滞，何能挥洒自如？故其用淡墨也……”“毫者字之骨也，墨者字之血也，骨不坚则力弱，血不清则色滞，不茂则色枯……”多有的言。
《时异篇》中，他对一些书法史上的名家及名碑名帖的论述亦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后世有书家引其观点，不一而足），这对后世临习碑帖者大有裨益，略举一二如下：
评钟繇：钟书也，波磔尚有隶意，势疾而不滞，纯任自然，不假修饰。
评王羲之：羲之一生用力尽在修饰，去古之拙以存其巧，去古之疏以存其密……羲之之书，用古人之法，而致力于修饰者也……自羲之而下皆用羲之之法而不逮者也。当是善书者虽多，立异者绝少，羲之之力可谓绍前启后，若就书学上位置论之，真与儒家之有孔子同矣……
评六朝碑刻：（圆笔代表作）“《郑文公上下碑》最俗，然学之者犹有倾则之病，何也？以其笔画之舒徐也。惟其舒徐，故神全而形似曲。”（方笔代表作）“《张猛龙碑》笔似侧使而锋皆中正，势极峻利而神则回翔。”进而在具体行笔技巧上亮出自己观点，认为“凡六朝书方笔者，起笔斩平，不顺不逆，收笔亦然；《张猛龙》起笔略带顺势，收笔亦然。六朝书放者如劣马怒奔，几有不可收勒之势；《张猛龙》则放处如骏骥，虽绝尘而驰，顾盼周旋，神极闲暇，盖《张猛龙》者有含蓄之书也。此所以与其余诸碑略有不同也……”这些论述不无道理，可为后来临书者参考。
顺便提一下，盖因张氏为一代国学大师，眼界既高，评历代书家乃至历史公认书法大家时亦不免存刻薄之述，多有褒少贬多之情况。石安以为其又能言之有据，实为文艺批评所需之气质，若诸君能以之为镜鉴之，择要而参，当能获得更多裨益——相较于常见人云亦云的褒扬评论，石安亦以同发乎性情的褒贬主观评者是真正的书法批评者所为，却亦需有勇气和能力为之——实为石安作书印评论学习效法的榜样。
张氏对于书法批评的立场在该书最末所附《赏鉴篇》也有明言：“故知赏鉴书学，当先辨其流派，流派既明，然后就而究其用笔之法……予深慨世无真知灼见之人，目见者尚与不见相同，故历指其弊，以为此篇，附于卷末。”
总体而言，张宗祥《书学源流论》，篇幅虽短，却字字珠矶，不失为大家精见，值得书法研究者精读。
本书内容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民国时期顾鼎梅所着《书法源流论》。
顾鼎梅（1875-1949），名燮光，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民国时期着名金石碑版、书籍收藏家和出版目录学家，其社会身份则是上海科学仪器馆总经理。此书完稿于1930年，第二年由其所经营的上海科学仪器馆出版。
该部分内容和张氏内容相较，篇幅较短，论述也显得平淡一些，全书主要分上中下三部分，以时间为脉络，分别就篆书（上）、隶书（中）、正书（下）对书法史上一些名家名碑的主要特点做简明叙述（往往只有一两句或数句篇幅），所涉书家碑帖既多，又未及展开深究，读来稍嫌意犹未尽。如若了解历代名家名碑特点概要，亦可展卷读之。
顺便发个小感慨，近年书印界有以精拓碑刻为临习之本之风气，隐隐若顾鼎梅《书法源流论》（上）中所述“…...各墓志，以其书法遒美，在当时视为环秘，精拓一纸，价等兼金……”之象，或有些许启发。
至于方旦若《书法源流》、吕咸《书学源流考略》，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说是长短不一的两篇文章，且所述多为时论，少有独到见解，可为补充阅读参考。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导读者祝帅《“源流论”与“书学史”：对民国书法史着述体例的一种考察》一文放在着述主体之前，篇幅多达30P（占了全书四分之一比例之多），虽以导读名之，内容亦不失可读之处，终究有喧宾夺主之嫌。或因民国诸家皆文言行文，精述简言，作为后世导读，或许祝先生认为如不展开详述，恐不能传达全意，故有长篇，或亦可得理解。（文/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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