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隐寺之于杭城，正如潭柘寺之于北京城，都是该城市最早的古寺。
东晋咸和元年（公元326年），天竺（印度）僧人慧理和尚云游至此，见一山峰状似天竺灵鹫峰，也就是西游记中的佛祖道场西天灵山，于是在山峰前面建寺，名为灵隐寺，寓含佛祖在此隐居之意。并把该山峰叫做“飞来峰”，意指从天竺飞来。后人为纪念慧理和尚，在飞来峰山脚下，修了一座七级浮屠，名为“理公之塔”。
从建寺至今的漫长1600多年间，灵隐寺几经兴衰，历经风雨沧桑。
应该说，灵隐寺生在南方是非常幸运的。
中国北方的佛教，在南北朝时期，先后遭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两次灭佛运动，寺毁僧亡；形成巨大对比的是，南朝出了个梁武帝，是着名的“皇帝菩萨”，他不但把佛教定为国教，还亲自四次舍身入寺；他改革佛教制度，增加戒律，汉传佛教的戒荤吃素从此开始；他还与多位僧人一起集成一部经书——《梁皇宝忏》，至今还在寺庙念诵流传。
因为梁武帝的力挺，南朝的佛教香火鼎盛，形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佛国景象。灵隐寺身处南朝，在其早期的发展历程中，先天发育良好。
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佛教又遭受了五代的后周世宗的灭佛运动，可谓灾难深重；而南方寺庙却又处于保护佛教的南方十国范围内。灵隐寺处于吴越国境内，吴越王钱镠（liú）因曾受到高僧法济的护持，所以自他开始的历代吴越国王都十分敬重僧人，奉行“信佛顺天”，而灵隐寺尤其受到吴越王的关照，致使灵隐寺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僧众3000多人，常有外邦佛教人士前来取经。灵隐寺又一次因为身处南朝，在其壮年的发展历程中，营养丰盛。
灵隐寺唯一一次遭遇来自统治者的毁灭打击，就是晚唐唐武宗发动的“会昌法难”。
因为南北朝之隔，在屡次的灭佛运动中南朝寺庙普遍幸免于难，然而面对大一统的晚唐“会昌法难”，南朝寺庙再也不能独善其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任何寺院和僧人都难逃厄运，灵隐寺迎来了它历史上第一次重大打击，打击是毁灭性的，寺毁僧散，钟寂烟灭。
极端反佛教的皇帝毕竟少数，唐武宗之后，灵隐寺死灰复燃，慢慢恢复了生气，之后再也没有受到来自顶层的生存威胁。
但，这并不代表灵隐寺的未来一路坦途，恰恰相反，真正属于灵隐寺的深重灾难在元朝末年开始渐次登场了，这就是接连不断的火灾：
元至正十九年，第一次火灾；明洪武三年，第二次火灾；明宣德五年，第三次火灾；明隆庆三年，第四次火灾；明崇祯十三年，第五次火灾；清嘉庆二十一年，第六次火灾；民国二十五年，第七次火灾。
看来佛祖得罪了祝融氏，七百年间七次火灾！
然而，野火烧不尽，佛号吹又生。灵隐寺顽强地一次次从废墟中涅槃重生，不能不令人惊叹信仰的力量。
从“会昌法难”，到“七次大火”，灵隐寺每每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一定有“佛菩萨”在庇佑，而这些庇佑灵隐寺的“佛菩萨”不是释迦牟尼的法身，而是主持灵隐寺的高僧大德们。是他们风雨不动、坚持弘法化施使得灵隐寺走出困境，一路走到今天，呈现给世人的还是那般的香火和般若。
“会昌法难”之后，首次担起灵隐寺复兴大任的是延寿禅师。“慧理开山，延寿中兴，具德重兴”，可见延寿禅师对于灵隐寺的功德。
经过元明5次大火后，灵隐寺已经奄奄一息，此时，具德和尚来了。具德和尚一边弘法化施，一边亲自设计图纸，指挥工程建设，如果说延寿禅师中兴了灵隐寺，那么具德禅师就是重兴了灵隐寺。
灵隐寺能够屡次化腐朽为神奇，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吸引了太多的高僧在此修行，以至于炼就一副金刚不坏之躯。
唐长庆年，僧人道峰来到灵隐寺专修“华严宗”。华严宗以“圆融无碍”为最高境界，并以此境界调和了佛教内部的许多矛盾，为佛教的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
北宋，禅宗云门宗高僧契嵩着书多篇，其中《嘉佑集》和《辅教篇》被宋仁宗嘉许，编入《藏经》，并赐契嵩“明教大师”称号。有人疑问：禅宗不是不立文字吗？那是指六祖之前，六祖之后，《六祖坛经》为引领，禅宗以后陆续就有文字了。
灵隐寺的高僧很多，对于俗世来说，最着名的莫过于道济和尚，也就是民间大名鼎鼎的“活佛济公”。道济和尚后来已经不属于某一个寺庙了，他的足迹遍及很多寺庙，但道济刚入沙门、接受剃度的地方是灵隐寺，虽然灵隐寺一开始对他是不友善的，但现在专门给道济一间独立的“办公室”—“济公殿”，以示追认。
灵隐寺历史上有过华严宗的高僧，有过律宗的大德，但最终还是姓了“禅”，因为禅门大师的数量压倒多数。
灵隐寺也有过两次改名，一次是宋真宗景德年间，改成“景德寺”，和江西“景德镇”一样，用国家年号做名称，在当时也是一种至高荣誉；一次是康熙赐名，改成“云林禅寺”。今天，灵隐寺仍然用的是1600多年前最初的名字。
灵隐寺，历经风雨沧桑，数次浴火涅槃，历史已经证明，灵隐寺自然之力不能摧毁，世俗之力不能改变，已成佛体，金刚不坏，永远屹立于丛林，度化着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