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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纳兰春蚕
杜甫、高适、岑参、薛据和储光羲五位诗人同登大雁塔赋诗唱和，一时间群星璀璨，成就了一段享誉千载的诗坛佳话。后世学者不约而同都将目光汇集在了五位诗人的水平优劣上，对他们的高下评判乐此不疲，反而对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创作契机却疏于讨论。
关于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的写作年代，宋人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754）原本无误，后来反被两位“精明”的学者弄巧成拙。一位是杜诗编年成就最高的黄鹤，《补注杜诗》黄鹤注：“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754），不知何据，应在禄山陷京师之前，十载奏赋之后。”近代则以闻一多先生的观点最具权威性，他在《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中通过排除法考证，只要有一位诗人这年不在长安，便不能同登大雁塔，只有天宝十一载（752）几位诗人都在长安，最终将这几首登塔诗定于该年所作。
梁权道是较早为杜诗编年的学者，著有《杜工部年谱》，因该年谱舛误颇多，黄鹤未经深察，只轻蔑一句“不知何据”便将其说彻底否定了。梁氏系年理由当根据诗中“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与《秋雨叹三首》诗句有所呼应，故将此诗编在天宝十三载（754）。《秋雨叹三首》之二诗云：
阑风长雨秋纷纷，四海八荒同一云。去马来牛不复辨，浊泾清渭何当分？……
《秋雨叹三首》作于天宝十三载（754）秋，当年雨水过剩，大片农田被淹，房屋倒塌，以致饥荒肆虐。该诗其三云：“秋来未曾见白日”，表明阴雨时间很长，与“霖雨积六十余日”的史实基本相符。为方便对比参照，笔者列出《旧唐书》所载天宝末年各年份的气象资料如下：
天宝十载（751）：“是秋，霖雨积旬，墙屋多坏，西京尤甚。”天宝十一载（752）：“六月戊子，东京大风，拔树发屋。”天宝十二载（753）：“八月，京城霖雨，米贵，令出太仓米十万石，减价粜与贫人。”天宝十三载（754）：“是秋，霖雨积六十余日，京城垣屋颓坏殆尽，物价暴贵，人多乏食，令出太仓米一百万石，开十场贱粜以济贫民。东都瀍、洛暴涨，漂没一十九坊。”
洪水夹杂的泥沙使泾水、渭水浑浊不堪，难以分清，故曰：“浊泾清渭何当分？”这与“泾渭不可求”的写法很相似，故可首先排除无雨灾记录的天宝十一载（752）。那么如何证明《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也作于天宝十三载（754），而不是灾情略轻的十载（751）或十二载（753）呢？另一处诗句“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是解开问题的关键。在古代神话传说中，羲和是太阳的母亲，司掌太阳运行的女神；而少昊是蓐收的父亲，父子二人都是司掌秋季的神仙。
“羲和鞭白日”使用“鞭”这个字，其用意十分明显。如果统治者施行仁政，上行下效，按部就班，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本无须外力驱赶。正如屈原《离骚》所说：“吾令羲和弭节兮。”王逸注：“弭，按节徐行也。”太阳的使命就是带来光明与温暖，但长期无动于衷，致使阴雨连绵数十日；“少昊行清秋”，直到秋风吹散乌云才得见天日。
这种写法又见于“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喜雨》）。雷公是司掌雷雨的神仙，却长期无所作为，致使吴越地区干旱无雨，民不聊生，竟将百姓逼得揭竿而起。因此诗中用“鞭”字，有惩罚、催促之意，暗含了对统治者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讽喻。
其他四人除薛据诗失传外，为何余下三首均未提及当年灾情呢？登塔时天已放晴是客观因素之一，但更在于杜甫不与众人同流合污的缘故。当其他诗人还把登大雁塔做为探幽览胜、登高怀古的风雅之事时，杜甫已将思想主题上升到关心民间疾苦、抨击时弊的高度，所以他说“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该诗题下原注：“时高适、薛据先有此作。”杜甫看到高适、薛据的作品后，便不打算附和他们无关痛痒的豁达情怀。
闻一多先生使用的排除法准确度并不高。他排除天宝十三载（754），主要依据该年三月岑参充任安西北庭节度判官，随封常清赴北庭，已离开长安；又据《桥陵诗三十韵》判断杜甫这年秋已归奉先。但闻一多先生忽略了一件要紧事，这年十月长安有场制举考试，杜甫绝不肯错过如此良机。因此《桥陵诗三十韵》若作于该年，也是在制举结束后归奉先所作。
闻一多先生 资料图
另有一诗可确证这年九月杜甫、岑参都在长安。杜甫《九日寄岑参》：“出门复入门，雨脚但仍旧。……吁嗟乎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诗中也提及天宝十三载（754）秋的洪涝灾情。诗中又有“寸步曲江头，难为一相就”，说两人居住的地方离曲江都很近，却因道路泥泞难以见面。可知这年九月初九杜甫和岑参都在长安，尚处于备考阶段。那么闻一多先生的判断必属失误了。
岑参两次出塞，间期折返京师，为的就是参加制举。这个理由也可解释五位诗人这年秋日为何能齐聚长安，他们都是专程参加制举而来。这场制举十月初一开考（见《唐会要·制科举》卷七十六），数日后放榜，登第者一般都会举行庆祝活动。中唐时期新科进士有“曲江游宴”、“雁塔题名”的传统，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引李肇《国史补》，说这曲江游宴本为下第举人自发组织的集会，此后渐成风尚，才演变为登第者的庆祝活动。
高适、储光羲分别作有《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二诗，“霁”意为雨后初晴，符合当年雨灾过后天气放晴的深秋时景。储光羲诗云：“大君及群臣，宴乐方嘤鸣”，“大君”指皇帝，“嘤鸣”语出迁莺之典，可知是制举放榜后，携落第友人曲江游宴时作。
至此，这几首登塔诗的创作背景我们才算搞清楚，原来是五位诗人在制举不第后结伴出游的散心之作。他们不仅同游了曲江、大雁塔，还一起游览了昆明池（另见储光羲诗《同诸公秋日游昆明池思古》），时间宜定于天宝十三载（754）十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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