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寅的家族任江南织造时，因屡次接驾造成巨大银钱亏空。康熙心知肚明，也曾设法弥补，例如让曹雪芹祖父曹寅及苏州织造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又命曹、李两家垄断江南人参生意……大概皇上的照顾力度仍然不足，曹、李两家还不断向主子申请新“项目”。譬如有一年，曹寅就主动提出：能不能把全国14座税关的“铜斤”采购交我一人承包?
在清代，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由国家垄断铸造。外省不论，在京师，则由宝泉局、宝源局包揽，所需大量“铜斤”原料，通过税关采买供应。每年共需铜斤350万斤，此前分别由张姓、王姓两位官商承包，承包金额是每年白银五万两。
曹寅深知这里大有油水，可怎么才能把这块肥肉夺到口呢?他提出一个诱人的计划：朝廷先借我10万两银子做本钱，经我精打细算、开源节流，每年可上交银子12.5万两(是张、王两家的两倍半)。连办八年，总数就是100万两!刨去预支的10万两，八年可向皇上贡献90万两盈余!
这个计划的确有竞争力!因为这钱是直接交付“内库”，也就是皇上内务府“小金库”的。如此一来，皇上八年中可多收50万两，康熙又焉能不动心?不过皇上毕竟是皇上，康熙并没有马上答应，他还要看看另一方的反应。
果然，张、王也不甘示弱，马上说自己初次承包铜斤项目，业务不熟、估算不准，经过一段实践，发现确实大有潜力可以挖：全部铜斤算下来，一年可上交14万两白银，八年下来，连本带利就是122万两!刨去预支的本钱，比曹寅的估算，总数要多出22万两!
最终经内务府合计，康熙发话：把铜斤交给一个人办理，毕竟有风险;还是交给三人共同办理比较稳妥。于是乎，曹家硬是虎口夺食，从张、王手中夺得龙江、淮安等五关铜斤，三家共同预支本钱10万两，八年交库白银122万两。
由于康熙一锤定音，一场暗流涌动的皇家“工程招标”至此尘埃落定。然而这样一场风波，颇值得深思。
首先，铸币是国家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如此重大的工程中，皇帝偏偏要来“抽头儿”，倚仗手中的权力，在原材料上分肥取利，充实自己的私囊!此行此举，不免令人齿冷。
其次，此事让人领略了封建时代“国家工程”的贪渎真相。例如，承包商最初交纳的承包金额只有每年五万两;曹寅一下子把这个数字提高了一倍。而经过博弈，最终的金额竟相当于最初的280%—也就是说，如无曹寅半路杀出，在这项国家工程中，奴才比主子赚的还多得多!难怪曹、张、王几家争得你死我活，在主子面前几乎闹到失态的地步!
当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奴才互相攻讦，主子只需坐收渔利，笑看效益成倍增长。这也成为康熙处理君臣利益分配的得意之笔，他有意无意地运用“工程招标”的手段，赚得盆满钵满!而曹寅横刀夺爱、空手套白狼，是这场官司的另一个赢家。
此事引发的第三点思考是与现代某些工程招标的比较。此事的发包人康熙，同时又是利益相关人，绝不会因贪图承包者的一点小恩小惠，放弃终极利益，因为国家这份“大产业”就是他自己的。而某些现代工程发包者，他们是替国家打工的，在他们心中，自家钱包的鼓瘪比国库的盈亏更重要。若让他们来主持这场争端，他们肯定会在收下张、王的大“红包”后，仍以五万两的低价让对方续包。至于曹家，如果没有更大的“红包”伺候，判其出局的理由并不难找。
现如今，封建皇帝早已灰飞烟灭，国家从理论上讲是全体人民的。不过人们倒是希望负责国家工程发包的“打工者”有一点“帝王”心态，看好国家这份大产业，千万不要三文不值两文随便包给什么张、王、曹、李，只是为了揣进自家腰包的那点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