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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大哥结婚。母亲跟大哥说：“我们家穷，但不能委屈了人家姑娘，婚事必须要办得体体面面。”
母亲进房里拿出一条方围巾铺在床上，这围巾只有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从箱子里拿出来戴，围巾散发着浓浓的樟脑丸的味道。然后她又从细篾鞋篮子里拿出两双新做的布鞋，千层底的那种。她把鞋码在围巾里，包好，夹在腋下，喊我说：“老幺，跟妈妈做个伴，去后台岭上姚妈家借钱。”
出门来，天已黑尽，借着星星微弱的亮光，母亲从柴火垛里抽出一根棍子拿在手上。
到后台岭必须经过一片长长的竹林，所谓竹林也不全是竹子，还有高大的树和一些不知名的矮灌木，黑黢黢的一大片，里面不时传出一种异常恐怖的鸟叫声。我知道这种鸟，黑色的，体型很大，专门晚上叫，据说叫“老巴子”。大人们吓小孩子都是说，再哭，再哭“老巴子”来了。
我紧紧地抓住母亲的衣角，屏住呼吸，脚步轻轻地跟着母亲快步走。
走过竹林就是后台岭了，母亲把棍子放在一户人家的院子边，腾出手来牵我的手，我感觉到母亲的手心竟然也是湿漉漉的。
终于到了姚妈家，姚妈姚爹都在掰棉花。母亲取出腋下的包裹，笑着说：“姚哥姚姐，这是我给你俩做的鞋，不成敬意。”
他们并没有接母亲手里的鞋，只是笑着说了声：“好，好，你太讲礼数了。”母亲知趣地把鞋放在人家的桌子上，赔着笑脸说：“哥，姐，那天跟你们说的那个事，还望你们帮个忙，棉花卖了就还。”
姚妈说：“谁没个为难的时候呢？乡里乡亲的这么客气干啥呢？”
说归说，但她却没有去拿钱，继续埋头掰棉花。
那时候刚刚包田到户，棉花大丰收，人们白天把棉花揪回来，晚上坐在灯下掰，家家户户都是堆得像山一样的棉花，墙上爬满了红铃虫。
母亲拿过板凳，围着棉花筛坐下，开始掰棉花。棉花筛是特制的专门掰棉花用的，竹子制成，直径一米左右的大孔筛子。母亲叫我坐她身边，指着我对姚妈说：“别看我家老幺年纪小，手爪子快得很，赶得上一个大人掰棉花呢。”
掰了一筛又一筛，一筛又一筛。其间母亲不断地说些好听的话，一副恭敬讨好的样子，尽其一个穷人的卑微。
太困了，我昏昏沉沉地伏在母亲腿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母亲把我叫醒，说要回家了。我睁开眼睛，看见姚妈把手伸进怀里（大襟子衣服的口袋在怀里），拿出一个蓝格子手帕卷，慢慢展开，说：“妹子，鸡都叫两遍了，天马上就亮了，这是八十块钱，拿去吧！你说要一百块钱，我手头实在是只有这么多了。”
母亲千恩万谢后，牵着我的手回家，找到先前搁在那里的棍子，原路返回。走过竹林时，我莫名其妙地觉得很伤心，呜呜哭了起来。母亲抹了一下眼睛说：“老幺，不哭，谁的钱都是血汗钱，一定要记得这个恩情。”
那年年底的一个艳阳天，母亲称了一斤红糖，去姚妈家把钱还了。那天母亲腰杆挺得笔直，谈笑风生。姚妈硬是要留我们吃午饭，吃的是猪肉白菜炖粉条子，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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