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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苏轼已经看破祸福生死已经超越生死荣辱之念，表现得十分洒脱，这大概也就是苏子由所说的苏轼岭南之作“不见老人衰惫之气”的内涵。也正是这种洒脱，使他不屑出之以委婉之法，打破悼亡之常现，出之以直笔抒发。苏轼的这种风格之变，表明了他在艺术上的自觉求，丰富了他艺术上的审美内涵。惟其如此，苏轼作品才显得丰富多样。苏诗有的感情奔放，气势雄浑，粗犷豪迈；有的文笔细腻，自然流丽，清新隽永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正在于其变。关于其作品风格的多样性。
前不少人就指出过，如刘后村在《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七十四云:“坡诗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澹者，翕张开合，千变万态，盖气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认为他的作品风格多样，千变万化。但一力量为之”非其本色，这正是我前面所说的，其作品平淡中见奇，故不奇，他在惠州及以后在海南写的和陶诸作，就是一些平淡平和之作，合乎自己所说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
“新如出，不受外垢蒙”（《僧惠勤初罢僧职》）的审美要求。如《苏诗汇评评岭南和陶诗时说:“和陶诗中那些描写岭南风光的诗句就有如山水画的形象。”此外，如其居惠州所作《和移居》也是这样的作品，《苏诗汇评》评论这首诗时就说:“苏轼赞王维‘诗中有画，他自己也当得起这样的不管这些评价是否允当，是否过高，但苏轼暮年岭海之作，其在艺术上自觉追求，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换句话，作者更注重心灵世界的书写。苏轼在这方面与杜甫是很相近的，岭海期间写现实题材的诗比重明显减少，更多的是主体作家的情感的抒发。
苏轼后期的作品更注重心灵世界的书写，表明他在艺术不自觉地回归主体性如前所述，苏轼岭海诗，人们评价不一。有批评者有赞誉者。批评者大着眼于苏轼岭海之作题材较之以前偏窄，国计民生淡出他的视野，徜徉山水为他的独钟，友朋唱和成为他的最爱，渊明境界成为他灵魂的栖居所。与之适应艺术上温柔蕴藉趋少，直率豪健趋多。这表明苏轼艺术注意力发生了移，由以往的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关注转向对心灵世界的书写，由以往的对客的关注回归对主体的自省。
而对苏轼晚年岭海之作给予高度评价的也恰恰眼这一点。如宋王十朋《梅溪王先生文集》卷十四《读东坡诗》云:“胸中万古今有，笔下一点尘埃无。武库森然富摘掞，利钝一从人检点。暮年海上诗高，和陶之诗又过陶。地辟天开含万汇，少陵相逢亦应避。”在作者看来，轼之所以“暮年海上诗更高，和陶之诗又过陶”就是因为苏轼“笔下一点无”。陶渊明躬耕垄亩，但他毕竟并没有忘记天下，尽管他“久去山泽游”他关心的始终是苍生的“死殁无复余”（《归田园居》其四）。
尽管他“结庐在境，而无车马喧”（《饮洒》其五），但他始终关注“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始终时存念苏就晚年虽然也写过一些念苍生的诗作，但成分明显少更主要的是，浮沉密海的他早年书剑报国的激情明显减居惠期事明显增多，书佛语，念禅，读陶诗，和陶诗，他想尽力在山水之中忘却世的著难，在和陶中找到灵魂的避难所。一句话，他由早年对客体世界的关注转向对主体世界的关注。这样，艺术上由客观世界的描绘转向对心灵世界的书写成为合乎逻辑的发展。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关州以后诗，精深华妙，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居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魏庆之认为苏轼诗与州以后诗相似，其所谓“精深华妙”、“老而严”云云，并不一定全合乎苏轼实际，但如从艺术注意的转换来看，这种比较是恰当的。杜甫州以后，关注现实的诗明显比前期少，抒发对生命感悟的多。
参考资料：
·《诗人玉屑》
·《饮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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