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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维新运动的领导人，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观众们在影视剧《觉醒年代》中却发现了他几乎没有戏份。这一情况引发了观众的疑问和讨论。据一些评论认为，这可能源于编剧和制作人在剧情设置上的考量和平衡，因为《觉醒年代》聚焦于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故事，另外，剧情还涉及了其他一些历史人物的人生经历和斗争。另外，梁启超作为一位政论家和改革者，其思想和言论更多表现在行动和对话中，相对于其他历史人物更多站在幕后，这也导致了在《觉醒年代》中他戏份的匮乏。然而，梁启超对维新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的贡献依然不容忽视，引发了更多观众对于剧情设定和历史还原的思考。
前段时间，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历史革命剧，火爆于各大网络平台。观众们无不钦佩陈家三父子投身革命时的坚定决心。
这部剧已经提名上海白玉兰奖最佳剧情片等多项提名，陈延年、陈乔年这两个角色，让无数观众记忆犹新。
恰逢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无数群众自发来到安徽合肥肥西县的延乔路上，为两位烈士送上鲜花与祝福。
可是，熟悉历史的朋友都觉得，为何在《觉醒年代》这部剧中，没有出现梁启超的戏份，只有陈独秀简单地提到过一两句“梁任公”。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首次提出“少年强，则中国强”为核心的思想理论。那么，《觉醒年代》的编剧是否有意隐去这段历史，或者说，梁启超“不配”出现在这部电视剧中？
梁启超出生于同治十二年正月（公元1873年2月），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是广东新会当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年仅12岁的梁启超得中秀才。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梁启超进入广州学海堂读书。
直到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梁启超与陈千秋等人拜康有为为师，专以孔学、佛学、还有西方理论为主要学习方向。
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春，梁启超与康有为赶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人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康有为等人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维新变法”之根本，在于设立君主立宪制，打破封建桎梏，让国人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理论，从而达到中西合璧，国富民强的最终目标。
只可惜，变法只持续不到百日，便在慈禧等保守派的干预下，以失败告终。梁启超逃出北京，东渡日本，开始了长达十四载的流亡生活。
宣统三年（公元19），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组建新内阁，任梁启超为法务新官。之后 又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
他倡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6岁。
后人将他的多种作品集编撰成册，于1936年9月，出版了一部名为《饮冰室合集》的著作。《饮冰室合集》共计1000余万字，一百四十八卷，实为研究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重要材料。
19，梁启超受邀在国立东南大学和法政大学授课。苏州学界听说梁启超来到南方，强烈要求他前往苏州进行演讲。
后在苏州这场演讲中，梁启超公开宣称：“教育最终目的，不是单纯灌输知识，而是要教会学生做人。最终要让学生拥有自己的人格和人生观，做个不惑、不惧、不忧，顶天立地的人。”
这场演讲直指教育本质，直至今天，还被教育界人士推崇至极。说完了梁启超生平履历，再来着重分析下，为何《觉醒年代》中没有他的戏份？
可能有不少同学会说了，说不定是梁启超没有与陈独秀或毛泽东等人发生过交集，所以《觉醒年代》中没有出现梁启超。
大家有所不知，徐光寿先生曾写过一本书，书名叫做《陈独秀对近代中国出路探索》，这本书全面梳理过陈独秀早期的思想。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怀宁，1897年赶赴南京参加乡试，得中秀才。陈独秀与梁启超二人同为前清秀才，且看透了当时政治制度的腐败黑暗，从而萌生出要以“新学”改革的念头。
早期的陈独秀，信奉康有为与梁启超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中期的陈独秀，则成为孙中山先生的拥趸。19，陈独秀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又开始着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这是陈独秀一生中三个重大的选择，他经历了对西方列强失望、怀疑，完成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到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另外，梁启超的“新民说”，与主编的《新民丛报》，也极大程度影响着毛泽东与胡适等人。
19，青年时期的毛泽东甚至这样想：“由孙中山担任新政府总统，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梁启超担任外交部长。”
彼时毛泽东思想不够成熟，但从这个想法也能看出，毛泽东从内心上来说，非常钦佩梁启超。
19，毛泽东在长沙组建共产主义小组，并将其命名为“新民学会”。毛泽东于《新青年》周刊第3卷第2号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曾详细地阐述了他对梁启超的“新民说”看法。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收藏了50多页，梁启超给胡适的信札。通过这些书信往来，后人能得知，梁启超与胡适有着极其频繁的交流，二人多用书信进行诗词探讨、学术研究。
那大家想想，梁启超与陈独秀、胡适、毛泽东在思想上都有过一定的交集。甚至说，梁启超提出的“少年中国论”影响着胡适、陈独秀、毛泽东等人，他们之间是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的。
至于为何《觉醒年代》中没有梁启超的戏份？答案其实很简单。
首先，《觉醒年代》是一部电视剧，电视剧即为影视化作品。虽是历史革命献礼剧，但为了使剧情连贯，该剧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也掺杂了许多虚构的剧情， 包括不存在的历史原型。
比如历史上的陈延年和陈乔年，与父亲陈独秀的关系十分僵硬。为了烘托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的饱满形象，编剧稍微弱化了这对父子间的矛盾冲突。
除此之外，与陈延年发生过一段感情纠葛的柳眉，也是一个不存在的虚构角色。
说这些只是想告诉大家，电影、电视剧，还有话剧，并不能和正统历史画上等号。既然是电视剧，肯定会掺杂编剧的个人感情，从而杜撰出一些虚构的剧情和人物。
同理，《觉醒年代》是一部献礼剧，要赶在中国共产党建立100周年这个关键时刻，面向广大群众推出一部极具正能量的电视剧。
梁启超虽然是中国近现代最为著名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也曾被陈独秀、毛泽东等革命先驱奉为经典。
但是，陈独秀与毛泽东倾向于“打烂旧世界，创造新世界”。而梁启超更倾向于建立君主立宪制，在封建统治的原有基础上小修小补，使得百姓安居乐业，孩子们有书可念。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到访中国。泰戈尔与梁启超皆主张“和平运动”，十分反对所谓的“推翻理论”。
与此同时，陈独秀、鲁迅等人对泰戈尔持反对意见。陈独秀直言不讳地说道：“泰戈尔的和平运动，像是对帝国主义者奴颜卑膝，简直就是为帝国主义者作说客。”
鲁迅更是直指泰戈尔到访中国：“好像一大瓶香水，熏上几位先生们的文气和玄气。”
可梁启超，却对泰戈尔的这番观点称赞不已。
至少在《新青年》周刊创办后，陈独秀等人提出的“庶民理论”，与梁启超的“新民理论”成对立。
古人云，道不同，不相为谋。《新青年》创刊后的第一篇论战文章，就是指向梁启超。巧合的是，《新青年》第九卷第6号（即为最后一篇论战文章），还是指向梁启超。
与康有为相比，陈独秀、胡适，包括桀骜不驯的鲁迅，对待梁启超的态度则温和了许多。
从《新青年》的这些论战文章，我们不难看出，与主张孔教，反对共和纠缠在一起的梁启超，与新文化分别处于两个极端。
如果说1895年至19，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时期。那到了19至1933年，则进入全盛时期。
以《新青年》的编辑们为代表，他们先是赞同梁启超，后又反对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民理论”。这就足以证明，陈独秀与梁启超本质上的理论不合。
回过头再来看看，《觉醒年代》是一部献礼剧，它需要适应不同年龄段的观众。
如果编剧着重描写梁启超和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在思想上的冲突，那便称不上是一部合格的献礼剧，反而像是一部具有严重说教意味的纪录片。
其实，另一部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剧《走向共和》，就曾大篇幅描写康有为、梁启超。因为《走向共和》是着重描写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时期的故事，就不得不提到梁启超与康有为，包括新老思想之间的冲突细节。
但在《觉醒年代》中，就没必要将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和盘托出，只需在剧情中加入些新旧文化碰撞时所产生的效应，以及对当时青年的影响。
如此说来，并非梁启超与陈独秀、毛泽东、胡适等人有什么过节，更并不是因为梁启超“地位”不够。
只是因为《觉醒年代》这部剧受众面，包括主题等其他关键因素，所以编剧才故意隐去梁启超与陈独秀在思想上的冲突。
影视作品，尤其像《觉醒年代》这种以单个角色为主的长篇巨制，肯定要分清主次。
倘若编剧加入了太多的分支剧情，或长篇大论地向观众们阐述梁启超“新民理论”，便显得有些喧宾夺主了。
对哲学这门学科有些研究的人应该会清楚，教材中有关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思想理论是非常冗长的。
既然这样，那《觉醒年代》的幕后工作人员就不需要向观众详细阐述新老思想的碰撞，只需摘出重点烘托气氛，加强人物塑造。这样也能向观众详细阐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不容易，以及背后的艰辛故事。
梁启超就如同游戏里的NPC，或者幕后大佬。没他不行，但也不能过分干预主剧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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