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和王献之父子二人对书法发展在历史上所做出的贡献是举足轻重的，也是影响深远的，被后世称之为“二王”，然而中国的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大至国家朝代更迭，小到家庭琐事。都是以“子承父业”的观念，延续发展的。然而在这种传统文化的指引下，子能否继承父的衣钵，显然是一个未知数，对此，要把这种未知变成可知，就得需要父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对子的培养。包括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的。
当王羲之在书法造诣上取得了“书圣”的成就时，肯定希望自己的后世儿孙能继承自己的衣钵，或是在自己的基础上开拓新的天地。对此王羲之对王献之的培养也是细致入微，曾自己示范，以供献之参考。因年代久远已无法找到当年王羲之写给王献之的字帖了，但是我们在在后世的作品中找到了这一临帖后的样本。
这就是经过褚遂良临摹后留下的褚体版本，影响深远。按羲之年谱，永和四年（多么熟悉的年号，谁都会联想到那个令人魂牵梦系的永和九年）羲之四十二岁，写了《乐毅论》（是的，五年后写的《兰亭序》，八年后才写《黄庭经》换鹅吃，五十岁的人了，谁信啊），写了就拉倒罢，有好事者又考据说是写给官奴练字的，官奴就是献之，其实那年献之才五岁，幼儿园大班吧。献之的作业完成得相当好，后来实际上超过了羲之，将乃父拍在沙滩上了。
传说继续。280年后，三十一岁的褚遂良任“弘文馆”馆主，得手一卷作业课，鉴定为羲之真迹，于是亲抄六本，送给魏征等人，其一流传下来，现有美国安思远藏本，便是传说中的《乐毅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