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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的祖国征文

时间:1999-11-12 07: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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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雷锋所言:“我是祖国的,祖国是我的。”因此,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直接联系起来,把自已的人格与祖国的国格直接联系起来,这正是爱国主义真谛之所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我与我的祖国征文,供大家参考。我与我的祖国征文

我的老家水川的乡村公路,是一条大致和黄河平行、横贯东西的道路。这条道路铭刻着我少时的记忆,记录着我壮年的遗憾,交织着我的喜悦;它从一个角落反映了我们的国家从贫穷落后到繁荣富强的发展历史。

在我少时的记忆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水川,虽说是黄河岸上的一块富庶之地,但上湾三村人要去镇上只有一条傍河小路,河水一涨,就无路可走了。下弯四村听老人们说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也只有一条大车开不过去,仅供肩挑驴驮通行的狭隘曲折的道路。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湾三村人从傍河的红胶泥山体开辟了一条挂在半山腰的约二三里长的公路,那段道路被人们称为“红湾”。红湾的外侧是很深的河谷,汹涌的黄河擦壁流淌;里侧是光秃秃耸入云天的崇山峻岭。那个时候,人们要去莺鸽湾必须经过乱石挡道的庙儿沟口,再走上一段“之”字形的陡坡,就到了半山腰的“红湾”。距莺鸽湾二三里路的大峡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还没有通车,只有一条缠绕在山腰的像一个大写S的曲径石道连接着一段河边小路。从莺鸽湾进入关家沟的路则是从一沟乱石中间搬走大石头挪腾开的一条小道,只供人们步行,骑自行车走这条路能把人颠簸得从车子上栽下来。在水川中段还有一个叫“中坪子”的村子。上世纪八十年代前人们去这个地方要从一个谷口进入,经过一段土壁对峙,道窄坡长的深沟。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水川东头一所独立初中担任校长,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家和学校之间往返一趟。那时的乡间道路坑坑洼洼坎坷不平,每个单程我都要上两条大坡,越一条大沟,拐一个大弯。有的路段浮土很厚,一进校门和家门,车子和人都披一身尘土。一遇雨天,有些低洼的路段盛满了水,积水淹没了自行车的轮胎,人骑着车子在很深的水中行走。有些路段简直就是沼泽和泥坑,车子负载着一百多斤重的人,轮胎就陷进稀泥里了。那个时候,我常想,何时才能修一条水泥路,给人们的出行带来方便。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从水川到白银的公路也往往被山洪冲毁,几年间不能通车。而为了保证这条路的通畅,有一年全乡教师集中在华皮川村喇庙咀的那个大转弯劈山修路,从大年初一直到正月初七。尽管如此,那条从水川经大坪绕道聂窑沟的土路仍然是坑坑洼洼,坎坎坷坷;凸出的路桥,低洼的深坑,没有桥面的延长了两边坡度的过路水渠一路不知有多少。那个时候,刚包产到户的大川渡、顾家善的菜农生产的蔬菜就要经这条路送往白银。一次,我坐车从水川去白银,一路上我看到前面一辆满载青笋的手扶拖拉机在经过一个大坑时几乎跳了起来,继而几捆青笋摔到马路上,挣断捆绳的青笋被摔得断臂折腿。而一辆满载西瓜的农用车走得稍微快了点儿,一路摔下车的西瓜满路开花。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水川人尤其是水川上湾人沾了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光,几乎与三峡工程同时,大峡水电站也开工建设,从此,白银到水川的公路变成了水泥路。一条通过“中坪子”,穿过“狼家沟”“庙儿沟”隧道直达大峡的公路修通了,昔日水川最偏僻的几个村社反倒成了交通最便捷的地方。记得道路竣工欢庆通车的那天,我和教育局几个同事也乘车体验新路,却找不见了去“中坪子”的那条峡谷,而“中坪子”这个在我的心目中与外面的世界隔绝的地方,却背靠雷祖山,面朝公路,屋舍俨然。前年我去水川最东头的五柳村,多年没有走过这条大致与黄河平行的道路了,竟是如此的平坦宽敞。我望着车窗外,脑子里搜寻着马路两边原来的景致,沿途的景物旧貌换新颜。那道陡坡变得平缓了,原来人们骑自行车下了坡再推着车子上坡的那条沟到哪里去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车子已经到了华皮川。我欣赏马路南侧排列整齐的小二层民宅的余味还未尽,忽又被眼前气势恢宏,腾空飘逸的足有二里路的东来北上的环形路桥惊诧了!那线条、那气韵,简直就是张旭的草书!就连白银城区北大门的立交桥也没有如此的气派,如此的壮观!从五柳村聂窑沟返回白银的路上,我坐在车子里,观望着沿路的风景,竟然感觉车子走得过快,不知不觉就看到了白银城边儿上电厂高炉、高楼大厦。

去年8月,我去水川湿地公园、乌金峡国学院、文化园,回白银取道顺安村到大坪的那条公路,又得知水川镇蒋家湾四个村的村民上白银不再绕道金沟口就有就近便捷的两条路。蓦然间,我感到从水川到白银的道路就像是棋盘,四通八达。

我与我的祖国征文

我与我的祖国征文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阅读之于我们的重要,就像食物之于肉体。阅读是文明的载体,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唯阅读能滋养我们的心灵,提升自我的认知能力,而文化自信正是源于阅读与自我的认知。建国70周年以来,时代的巨变、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的阅读方式也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回顾一路走来的“阅读史”,不仅能让人感悟到时代脉搏的跳动,也是我们内心的“成长史”。

我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是一个书籍奇缺的年代。记得儿时,图画配以简略的文字解说的小人书,就是我们最喜欢的儿时“精神食粮”。那时,我和小伙伴们聚在一起,大人们纳着鞋底聊着家常,我们就搬个小板凳兴致浓浓的坐在一边看连环画,看到热闹处,有时还会来一场“现场演练”,《小兵张嘎》和《西游记》的故事,就被我们“演”过无数次。我接触最早的一本书是母亲用来夹彩色丝线的神话故事集,页码都不全了,可我从那本书中知道了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牛郎织女的故事。

我的少年时代曾跟随做狱警的父亲在陕北生活过,在那个偏僻的大山深处,物质的匮乏生活的单调,阅读却像一股文化清流,润泽和滋养着我年少时那亟待浇灌的干涸心田。记得有次姐姐从场部的阅览室借回一堆让我爱不释手的书,《简·爱》《安徒生童话》和《聊斋志异》,看得我如痴如醉,看至动情处,望着窗外黑魆魆的树影和朦胧月色,想到聊斋中的鬼魅狐仙,夜里我被扰得惊悚难寐。离开陕北进入小城的一所中学就读,正是改革开放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年代,港台小说影视剧开始涌入大陆,一时间,金庸琼瑶的书在校园里都转烂了,书痴的我夜晚躲进被窝捏着手电筒,宁可一夜不眠,也不愿错过在书中领略大侠的铁骨柔情,或是看那些不食人间烟火、你侬我侬的爱情童话。

1989年,正值花季年龄的我,突遭意外导致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学业的中断前路渺茫,在那些如同暗夜行山路的日子里,唯有阅读能抚慰和疗愈我内心的伤痛与无奈。那时,一拨一拨的同学在节假日来看我,他们带给我最多的就是当时流行的杂志,可读性很强而且极富人生哲理。那时,邻居的叔叔在单位阅览室工作,他经常轮换着借不同的书给我,那段日子,我被保尔·柯察金和海伦·凯勒的故事,共鸣到内心震颤。我也在《笑对人生》中,被那些人生遽遭突变,却因为顽强毅力重新站起来的倔强生命,感动得激情涌动,犹如暗夜看到星辰。在书香墨韵中,总能让我敛神静气,暂离病痛折磨。我相信人类的灵魂是可以超越时空相互感染并传递能量的,我在他人与困境搏击的斗志中一点点让自己走出心灵的地狱。

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多元化阅读更是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已从读书时代步入读屏时代,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状态,也让数字阅读和“耳朵阅读”,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我的阅读方式也在“与时俱进”,这种“万卷书”随心所欲,便捷而不受时空限制的阅读方式,让从小就痴迷书籍的我,思维无疆地驰骋与翱翔在书籍的寥廓旷野,从中获取心灵的滋养。有时在公园或乘车途中,我更是不放过碎片化阅读时间,插着耳机用“耳朵阅读”,那份远离喧嚣被声音带入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妙曼无比。

从新闻中获知,5G技术的落地、虚拟技术的提升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数字化阅读将向智慧化方向发展,纵深和多元化正以不同形式呈现,而城市设立的24小时自助图书馆,更是让城市人的精神和灵魂有了可栖之处。阅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阶梯,也是提升公民素质的有效途径,一个民族的发展史有时就体现在人民的阅读史上,愿阅读点亮你的生活,也让我们华夏五千年的文明,更好地得以传承与发扬。

我与我的祖国征文

我的家最初在一座四合院里,那院子大约是晚清时期修建的,整个院落以木头为主,门窗上面雕刻了许多图案,花木鸟兽,还有人的塑像,都神情毕肖,栩栩如生。

从正大门进去,靠左侧第二和第三间便是我的家。第三间是厨房,舅舅在墙角给我们砌了灶台。那时很少有水泥,就是用有粘性的黄泥混着石灰、沙子作灰浆,用一些断砖头和石块砌起一米左右粗糙的灶台来。上面放上一大一小两口铁锅,小的做饭炒菜,大的有时也煮猪吃的食物。煮饭燃火时,整个屋子都是烟雾,有时呛得人直咳嗽和流泪。离灶台不远处是一方矮矮的小木桌,几根小木凳围绕着,那是我们家用餐的地方。

厨房的正门是两扇木门,门槛有些高。我们那时从山上砍回的柴是一长捆一长捆的,细的用手就能折断送进灶里。有些柴火很粗,小时候不懂事,拿起砍柴刀就在门槛上将柴火砍断。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门槛被砍出了很多小小的木屑,都落到了地上,久而久之,中间部分凹陷下去了一道深深的沟壑。

第二间是我们的卧室,大约十平方,地面是泥土,有一两个小坑。木窗里面舅舅用粉笔画了一幅荷花,题写了“花中君子”几个字。几年后,舅舅又想办法在这上面建了一层,楼板也全是木头,我每晚便爬上木梯子在二楼上去休息。

有一天,父母告诉我要搬家了。这时我才知道我们住了近十年的屋子,并不属于我们。当时父亲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山村学校教书。我们在农村无立锥之地,外婆和舅舅借给了我们上面两间屋子。伴随着孩子的长大,两家人明显显得拥挤起来。父母一咬牙,拿出了多年积蓄的八百元钱,买了两间土墙房子。厕所和别人共用,紧挨着有一间矮矮的猪圈。屋子在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离铁路不过十米远。刚搬过去的头一晚上,半夜火车经过屋后,巨大的声音惊得我从床上猛地坐了起来。后来也就习以为常,在轰隆隆的火车声中,也睡得很香甜。不久,我们姐妹三人从大山上挖回来两棵柏树幼苗栽在屋后,现在已经长得高大挺拔。

这两间土坯房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家。两间屋子都比原来的要大一些,有上下两层。大概是山区不缺木料,楼层都是木头的。一进门左侧的角落是水缸,很高很大的一个瓦缸,可以装三四挑水。内间门口的左侧是米缸,那时生活紧张,常常只有见底的少许米,我们煮饭取米时将缸底刮得直响。没有米的时候,就是玉米面混着杂粮。实在没吃的了,就去找寻野菜。过了两三年,我们又修了几间土墙房子,也有了自家的厕所。修建的时候需要砌三四米高的石头堡坎,一是舅舅帮了大忙,二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把附近河里的石头都捡完了,然后用背篼背回家。房子修好后,爸爸对我说:“要好好读书,如果考不起学,这几间房子反正也给你修好了!”在重修的房屋旁,我们插了一圈儿白杨枝丫,没过几年便几乎和屋顶一样高了。

1983年国家落实政策,读过师范学校的母亲当上了公办教师。几个月后,我也考起了广元师范学校。我们全家从此脱离了农村,吃上了国家供应粮。学校有宿舍,我们便举家搬到了小学。房屋座落于矮矮山顶的平房,呈“一”字形摆开,我们家分到了最边上的三间屋子。虽然所有权不属于我们,但可以免费居住。屋子前面有一个不大不小的水泥坝,一颗硕大的槐树正对着一间屋子的门口。春暖花开的时候,我时常坐在门口看着满树的花朵,还能嗅闻到淡淡的花香。据父母讲,这里曾经老虎出没,有一次,一位老师从窗户里看见一头老虎站立在一人多高的草丛中,吓得他赶紧关上了窗户。在这里,我们家第一次买了电风扇,又买了彩色电视机,还在电视里观看了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又过了几年,我们搬到了山脚下的中学校园,是舅舅的建筑队修建起来的。这是一栋两楼一底的红砖楼房,我们住在最底层的角落里。其实就是一间教室改造而来的。中间隔了三个小间,再加上外面的一道窄窄的走廊,煮饭的地方在走廊的尽头。七八年后,乡政府在旁边为老师修建了一栋住宿楼,外墙贴上了白色的瓷砖。住房为三室一厅,有专门的厨房,燃料是黑黑的蜂窝煤,那时我已经到了绵阳,父母在那里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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